【桑梓散步】石川欽一郎與台灣總督府

總統府的指標就是高塔，那是殖民時代的建築，高塔無疑象徵著無可挑戰的權威，和總督的權力一樣龐大。民主時代，總統是人民一票一票投出來的，這種想法就不該有了，但塔樓始終屹立在那裡。過去幾年有幸在那棟建築裡上過班，但我其實只上過一次塔樓。好像是為了做一個「開箱總統府」的主題節目勘景，我們沿著窄窄的樓梯上去，到一個小洞前，鑽出去就是每天憲兵要過去升旗的地方，我沒有過去，大略看看就爬下來，心裡想著這建築真是「古典」，各種設計都非常不便。

台灣最早的西洋畫家

塔樓除了升旗，基本上沒什麼功能，也不可能有人在那裡辦公。建築看似雄偉，卻沒什麼實用性，這的確就是當年殖民者的想法。猶記閱讀資料時，總督府競圖獲選的長野宇平治原來設計的塔樓並沒有那麼高，但官方認為不高則不威，所以才有後來找了總督府營繕科技師森山松之助加高塔樓的設計。也顯見塔樓從一開始，就只是為了威懾而不是為了功能。

台灣總督府的員工，隸屬陸軍的畫家石川欽一郎對總督府的塔樓就很有意見。他覺得無用的塔樓是愚蠢的設計，但他也提出了一些創見，比如參考英國的大笨鐘，在塔樓上放個大時鐘，鐘聲向周邊擴散，既有實用性，作為附近最高建築，也不減塔樓的權威性。

可是石川的想法並沒有獲得採用，塔樓還是塔樓，森山蓋森山的，石川畫石川的。1920年代，石川欽一郎用水彩畫了一張總督府寫生，外面花木扶疏，塔樓高高在上，當然，上面並沒有大笨鐘。那是總督府完成的紀念，作為台灣當時唯一的畫家，石川儘管對建築有意見，還是必須畫下一張他對台灣建設的寫生紀錄。把塔樓畫的特別醒目，某個角度來說也可能是畫家畫中的無言。

石川欽一郎是台灣最早的西洋畫家，他出身靜岡縣的武士家族，年輕時因為通曉英文而從軍，參與的第一仗是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不過石川在戰役中受了傷，很快就被送到後方醫療。他雖然是翻譯，但軍方發現他很會畫畫，因此他在軍中的主要工作，其實是從軍畫家，當年攝影不發達，從軍畫家要負責把戰事過程繪製紀錄，提供新聞發表之用。軍人石川欽一郎就這樣前前後後在軍隊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以畫畫為主要任務。

初來台灣期間，陸軍也是讓石川擔任隨軍畫家的角色。但他不只是負責記錄征台戰役豐功偉業，石川還被派往番地，畫出山隘險峻、番人聚落的情景，供總督府未來統治的參考需求。石川可能因為戰時受傷，腳不是太方便，他雖畫山，但不太爬山，筆下的山景多是眺望圖。但石川也是一位寫生派的畫家，既不爬山，又要寫生山景，於是他想出坐轎子爬山這招。他留下的《台灣蕃地見取圖》、《人止關》、《次高山》等作品，都因原於這樣的背景。

後來石川退伍了，退伍之後他回去日本，也遠赴歐洲，在畫技上、畫風上都有了新的學習跟體悟。1924年他再一次回到台灣，這次他不再是軍人，搖身一變變成台北師範學校的老師。上一次來台灣時他就在學校兼任過，當時他也組了畫會，向政府、學界和內台知識分子都做了不少藝術推廣。

這次以專任身份回來，石川開始專心投入美術教育。有天份但經濟不好的學生，石川幫忙找錢資助；有天份但在台灣待的不愉快的學生像是陳植棋，石川推薦他們去日本。當然也有些學生，繪畫上優秀但並非頂尖，但對藝術有愛有熱情，經濟條件也不錯，石川就鼓勵他們成為藝術的支持者，像是他的大弟子倪蔣懷。

老師的身份作育出無數英才，桃李滿開讓石川成為台灣西洋美術之父。前陣子台北市立美術館的洪瑞麟大展「掘光而行」，展間進去就是一張輸出的大照片，那是1929年倪蔣懷受石川鼓勵，出錢成立「洋畫自由研究所」（後來改名「台灣繪畫研究所」）的情景，站立教學的是石川，坐著畫石膏像的有洪瑞麟、陳植棋、張萬傳。可以說當時幾乎台灣所有的洋畫畫家，都是石川直接間接的子弟門徒。

當老師之後的石川可以自由畫畫，不需要像軍人那樣做事都頂著人物，他把作品集結成《山紫水明集》，收錄了他在台灣各地以及中國遊歷的寫生，再贈送給知遇學生。後來在畫壇極活躍的李梅樹也是石川的學生之一，三峽的「李梅樹紀念館」有其中一本，帖子小小的，因為舊了，翻閱起來有解散的危險，因此將之放大印刷，複製成一本一大本放置在架上，提供讀者近距離翻閱。

作風大膽的藝術家

石川的寫生當中，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台北今昔一段，一張「新公園」，描述公園剛蓋好，裡面的天后宮還沒遷走的情景，那是市區改正的時代，新舊並陳，正是當時的台北街道風景。還有像是東門、南門，城外都還有田野風光，也可以推估出當年台北市區的規模。

石川欽一郎的繪畫素材，一直是以水彩為主。他在軍隊和學校服務，也很可能是因為當時水彩漸漸不再是西洋畫的主流之故。在石川繪畫最成熟的年代，西洋畫莫不以油彩為圭臬，他的學生們除了倪蔣懷，也幾乎都以油彩作為主要素材。石川欽一郎的水彩作品相當出色，但卻因為各種原因，很少創作油彩。也可能是因為如此，他在日本畫壇雖然有點名號，但並不特別出色有名，反而在台灣以老師的身份，留下了歷史的記錄。

不過他留下少數的油彩作品，像是《河畔》也有許多故事。依照山勢方向判斷，這幅作品應該是從萬華或者大稻埕往淡水河口的方向寫生繪製。畫面比較模糊，確實有點印象派的味道。這是1927年石川欽一郎向總督府力陳創設「台灣美術展覽會」成功後，首次為台展繪製的作品，故曾經見於圖錄。這幅作品其實在公眾視野內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2017年才重新出現。

故事是這樣的，這幅畫在台展不久後，就可能因為相贈或其他原因，收藏在日本人藏家手上。1945年日本戰敗，因為引揚被規定只能攜帶隨身行李一箱和少量現金，因此大多數日人都把帶不走的家當拿出來變賣。作家葉石濤有一段記錄，說喜好古典樂的他在路上看見日本人賣唱片，便一口氣買了一大堆聽了整晚，那是戰爭以來他少有的一晚精神飽滿的「平安夜」記憶。石川欽一郎這幅《河畔》當年也被拿出來路邊變賣，一位台籍的周醫師是識貨人，看見石川的簽名便將之買下，並掛在診所內不時欣賞。

周醫師過世後，作品依然在診所內，但周醫師的女兒只知道這幅畫有點名堂，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多年之後她偶然翻閱學者顏娟英著作的傳記《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卻赫然發現照片裡的一張畫，竟然好似家裡診所長期掛的作品，驚嚇之餘趕緊聯絡畫廊和專家，確認了這幅畫就是石川欽一郎的《河畔》。2017年北師美術館開展的「日本近代洋畫大展」中，這幅作品再次回到公眾視野，也成就了一樁佚失作品重現的經典故事。

石川欽一郎如今以軍人、老師的身份為台灣人所記憶，他是台灣的第一代西洋畫家，所有關於台灣西洋畫的發展，都和他息息相關。當年他對總督府建築有很多批評，也可以看出這位吃公家飯的總督府員工，當時還是可以對老闆公開發表一些針鋒相對的言論的，雖然沒造成什麼影響。

（圖片來源：石川欽一郎作品《台灣總督府》。創作者：原繪：石川欽一郎，新攝：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取得對象：此圖出自《風中勁竹-日據時期台灣台灣新文化運動下的藝術》，台北市：北市美術館，2006。建檔單位：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石川欽一郎《路街》。創作者：原繪：石川欽一郎，新攝：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取得對象：此圖出自李欽賢，《台灣風景繪葉書》，台北：遠足出版社，2003。建檔單位：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李澤藩就讀師範時期美術教師─石川欽一郎(二)。創作者：李澤藩美術館。建檔單位：新竹市文化局。數位物件授權：CC BY-N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發佈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示意圖製作：放言視覺設計部 林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