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香港村可行乎？從移民民族飛地的觀點分析

近來高雄市長韓國瑜在接受媒體詢問到有關此次「武漢肺炎」疫情過後，高雄市政府之施政措施與方向時，韓市長回應表示，在此次疫情過後，高雄市要研擬成立「香港村」藉以吸引近年來愈來愈多的香港移民移民臺灣和定居高雄。對此，研究者欲從移民政策、移民族裔飛地和作者自身從事移民研究的經驗，對此「香港村」之政策概念進行分析並據此點出此一政策方向所可能產生的問題。 

然而在進入到分析之前，作者欲先就近年來香港人移民臺灣的發展與趨勢進行梳理和討論；首先，從香港近 30 年的歷史來看，香港社會共經歷了三次規模較大的海外移民浪潮，第一次出現在 1989 年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當時的壓抑的政治氛圍成為了港人選擇移居海外的重要因素、第二次則是在香港回歸中共政權的1997年前後發生，當時港人害怕其政治體制與生活方式會因為回歸而產生大幅改變，因而選擇離開香港和赴海外定居。而在香港回歸中共後，在中共承諾50年不變和施行一國兩制的政策方針下，香港確實歷經了一段很長時間的經濟快速發展。然而，香港與中國大陸相對較為平和的關係在2010年前後有了許多改變，當時一方面因為過多的中國大陸遊客赴香港旅遊，不僅造成香港人在此城市生活的壓力，而大量陸資在香港炒作房地產的結果，亦日益加深了香港民眾對港府和中國大陸的怨懟與不滿，並激化了中港矛盾。此後，港人移居臺灣的人數日益增加；相較於移民美加或其他英語系國家，移居臺灣除了語言和文化較為相近之外，移民成本較低和不需要坐移民監等因素，都是促進港人移民臺灣的重要推動力。根據中華民國（臺灣）移民署的統計，從2016年開始，每年港人申請移民臺灣的人數都超過千人，2016年時有1273人、2017年有1251人，而2018年則有1267人，而2018年的數字更是2014年697年的一倍，由此可見近年來移民臺灣確實對於港人有越來越大的吸引力。

港人移民台灣需要建立香港村？

然而，有越來越多的港人移民臺灣是否就意味著需要建立一個所謂的「香港村」呢？ 其實韓國瑜市長之香港村的想法與過往在歐美國家常見的「中國城」（Chinatown）有著類似的基礎。從移民理論的觀點來看，此種由單一或少數幾個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y）在移居地社會所建立起具有族裔聚集性與族裔特徵的地方稱為民族飛地（Ethnic enclave），例如在許多歐美城市都有的中國城，其最大的族裔象徵不外乎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牌樓、中文字的招牌以及在飛地裡面眾多的中式餐廳和族裔語言學校等。然而，若回顧華人在歐美國家之移民史即可知，華人會選擇居住在一個特定的地區並非完全出自於其個人意願，相反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移居地社會與政治制度的限制所致，例如包括早期移民購買移居地土地與房地產的限制、少數族裔出自於語言、安全與經濟活動等考量因而選擇與擁有相同或類似族裔背景的其他移民居住在一起。然而，這種由少數族裔所建立之族裔或移民飛地，雖然可以提供移民較為熟悉的環境和族裔經濟的工作機會；但這種移民和少數族裔飛地亦很容易會被接待國之主流社會貼上負面標籤，以作者之留學國比利時為例，在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Molenbeek）即是由大量穆斯林移民所建立之族裔飛地，在那裡比利時白人成為了少數，而穆斯林居民則成為該地區的多數；而由於2016年比利時恐怖攻擊的嫌犯有多位來自此區，此後此區即被貼上了「歐洲聖戰士之都」的負面標籤，而居住在此一地區的穆斯林少數族裔也因此必須背負著這個負面標籤和其他人的歧視眼光。

 （比利時安特衛普華埠∕中國城 Chinatown）

對此，若韓市長所提的「香港村」計畫是延續上述族裔飛地的觀點來進行規劃的話，那麼這樣的政策方向值得商榷；且從歐美社會的發展經驗來看，現在許多歐美國家之政府皆鼓勵類似中國城等族裔飛地能朝向多元文化的方向發展，亦即要讓原本之少數族裔飛地走向多元化，無論是經濟多元化，或人口組成與社區文化之多元化等，其一方面是希望多元化族裔飛地內部之人口組成，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就此讓移居地社會之少數族裔能有更多機會和本地與主流社會互動，藉以協助移民群體拓展社會網絡、累積社會資本和增加移民參與和融入（Integrated）當地社會的可能性。因此，從歐美國家之社會發展經驗來看，在臺灣內部複製一個由香港人所組成的族裔飛地並非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也不符合當前各國推動多元。

比利時安特衛普中國城不僅有華人

文化政策以及鼓勵移民參與融入當地社會的目標。以作者留學國比利時而言，其位於安特衛普之中國城早已不是一個僅有華人移民所居住的地方，在這個名為中國城的社區裡面，亦還有許多來自於其他地區的移民群體，甚至在此社區朝向多元化發展之後，原本已經遠離此一地區的比利時當地人，也再度回到此一區域進行消費，並且跟居住在此地的移民群體互動，並建立相互的人際關係。

另外，由於移民政策為中央政府所管轄，從政策推動的角度來看，地方政府所能置喙的地方並不多；因此，較為可行的政策推動方針應該是由地方政府（如高雄市政府）與中央政府合作，並在當前我國移民政策的基礎下，清楚地告訴臺灣社會與民眾，我們所欲吸引的香港移民為那一種類群，是高階白領、低階藍領、退休人士還是年長者群體？ 沒有清楚的移民政策與吸引對象的情況下，韓市長的「香港村」概念與政策很有可能會流於一種口號式的發想。另外一種較為可行的政策推行模式則是如前市長陳菊時代即有推動過的「暖冬高雄」政策，此即是臺灣和高雄相對於日韓等緯度較北的國家而言，擁有較為溫暖的氣候，因此當時的是政府推出了暖冬高雄的政策藉以吸引來自日韓的旅客和退休人士在冬季時來高雄進行長住（long stay），此種概念較為類似於所謂的生活模式的移民方式（Lifestyle migration），這種屬於短暫性或具有時間性的移民模式，主要是吸引退休人數或者經濟條件較好者赴海外進行短居或長時間居住的移民模式。

高雄實施長住主要吸引退休人員

對此，和香港相較，高雄擁著較香港更為不擁擠的生活空間、較便宜的生活花費，以及較相近的文化和生活模式相近性等，在在都是高雄吸引港人前來短居、長住或者進行生活模式移民之有利條件。對此，無論是和中央政府進行合作，藉以吸引更多港人移民/居臺灣和高雄、或者推動類似暖冬高雄或者生活模式移民（Lifestyle migration）等政策，藉以吸引港人移民/居臺灣和高雄，都會比建立一個具有高度族裔飛地特徵之「香港村」以及可能會被貼上負面標籤之族裔飛地要來得具體且可行；且「香港村」的概念亦不符合當前推動族裔飛地朝向多樣性和多元化發展的國際趨勢，值得再商榷與三思。

（顯圖取自韓國瑜臉書、內文圖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