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然開朗】「大外宣」用在台灣適合嗎？

2018地方大選前，網路上流行起一種批評綠營執政的修辭法：「綠共」。到了今年，這類的修辭「與時俱進」，把中國統戰的「大外宣」也納進修辭庫裡。執政者當然應該接受民眾及媒體的批評，然而批評的修辭策略是否得宜、修辭的背後蘊含了怎樣的意識形態？

語言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不管是「綠共」或是「大外宣」，都是巧妙的運用民眾的抗中情緒，打擊一些抗中取向的政策。這種作法，跟中國一貫以來，「利用各國言論自由，進行滲透及破壞言論自由」，有異曲同工之妙。

說到「綠共」一詞，想想也是荒謬。真正高舉虛幻的「九二共識」、口裡掛著「兩岸一家親」，迎合中國統戰的在台親中勢力，可以免於批評，反倒是綠營執政下一些本土化政策的程序瑕疵被無限放大。只要推行的政策跟轉型正義、國族認同有關，稍有不慎就會被冠上「跟共產黨沒兩樣」的帽子。這種「誇飾」已經到了扭曲是非黑白的程度：共產黨統治下總是伴隨大量的失蹤、被認罪與網路禁言；在台灣大鳴大放的親中者，卻依然擁有充分的自由，甚至已經當選民意代表。

不是完人，也未必是魔鬼

從論辯技術的角度來看，這種修辭法是一種「極端推導」的常見策略：把你的立場信念推導到極端，只要你無法作到「殉道者」的至高道德標準，你就是言行不一的假貨。你捍衛主權，他就說你怎麼不第一個上戰場；你偏向本土，他就說你怎麼還不叫蔡英文高喊獨立；你要跟中國經貿交流保持距離，他就說你的親屬還有一部分的生意在中國。簡言之，他們先塑造一個100%的「理念完人」，以此完美形象為標竿對你指指點點，你若非高潔的使徒，就成了魔鬼的化身。

魔鬼中國的「大外宣」不是單純的「國家宣傳」，而是參雜著大量的「假訊息」。武漢肺炎在武漢爆發大流行已經無法置辯，中國就把病毒的起源地抹到美國或是義大利，營造自己其實是「英勇的受害者」，「新冠病毒」不但是「他國傳入」，武漢人更是英勇對抗，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並且把隱匿疫情期間從各國搜刮來的醫療物資，國際流行爆發後「賣向」世界各地，說是中國對國際的捐贈奧援。短短幾個月期間，中國就把自己從加害者變成了受害者，再變成了救世主。

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會對國際社會宣傳自己的優點，所謂的宣傳，就是「報喜不報憂」。大外宣在這之上的是「化憂為喜」、「化罪責為功勳」。從此來看，文化部委託公視的國際宣傳案，問題在於委託過程的程序，而不是實質內容上的造假（內容還沒做出來！），跟「大外宣」有天壤之別。

媒體人應避免「大外宣的誇飾修辭」

媒體人所嚮往的公共電視，是「獨立、專業、超乎市場之上、促進民主發展及公共福祉」。意思是說，這個理想中的公共媒體，不受政府指示，也不在乎市場及收視率，只聽從媒體內部專業人士的判斷。這些媒體人的公共電視想像，是近似「司法體制」的。法官領納稅人的錢做事，卻不受納稅人或是政府管控，只依循法律專業獨立審判。

這些「媒體法官」的意思是說，他們擁有某些「專業」，能掌握一個更宏觀更深遠的視角，比社會大眾更了解甚麼是「公共福祉」。但順應此一類比，法官的養成有一個慣常運行、可供檢視的法律養成體制，媒體人的養成體制在哪裡？法官的專業程度與否，可以透過考試、評鑑、公開判決書做判斷，媒體人的專業程度與否，又如何接受公開檢視？

對有些「媒體法官」來說，知名度高的媒體人，只是迎合市場的譁眾取寵；政治立場鮮明的媒體人，則失去了客觀中立；在他們眼中，最優質的媒體人，可以是默默無聞的，最好是避免政治表態的。那在這個自媒體盛行的時代，他們跟一個有臉書、youtube頻道的一般民眾差別在哪裡？「專業媒體人」的標準由誰認定？

別誤會，我並不是在懷疑世上不存在「媒體專業」，我也支持政府的媒體委託案應該有更完備的程序，我更相信媒體對執政者的監督是天經地義。關鍵在於，如果有些媒體專業者的自我期待是不煽情、貼合現實的敘述口吻，那他們怎麼能容許「大外宣」這種不倫不類、利用抗中情緒打擊抗中陣營的修辭橫行？還是說，在「監督政府」的大旗下，監督的手段及修辭策略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錯誤修辭導致的統戰勢力擴張，自詡「中立客觀專業」者，有沒有相對應的社會責任？

（示意圖製作－放言視覺設計部　傅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