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玉清、殷正洋和蘇芮「二王一后」曾稱霸的「唱片金鼎獎」，終究因定位不明而走入歷史

被視為台灣出版界年度重要獎項的金鼎獎，昨（4）日公佈今年第44屆的得獎名單，包括了圖書、雜誌、數位出版及政府出版品4大類組共20個獎項，其中特別貢獻獎得主由城邦出版集團董事長何飛鵬獲獎。在恭喜各優秀的得獎者之餘，回顧金鼎獎歷史上存在過的「唱片金鼎獎」，也曾是流行音樂產業努力追逐的一個重要獎項。

行政院新聞局在1962年成立獎勵電影從業人員的金馬獎，1965年開始有鼓勵廣播電視工作人員的金鐘獎，為了獎勵出版領域的從業人員，則從1976年起創立了金鼎獎，至此，文化傳播領域大致都在有獲得獎勵的範圍裡了，倒是當時已開始興起、廣受大眾喜愛的通俗表演藝術～流行音樂，還未獲得明確的定位，只以「唱片亦為一種出版品」的身份而存在於金鼎獎的「唱片錄音帶出版品輸出績優獎」，受獎者為唱片公司。第三屆金鼎獎首度出現表揚單張專輯的「唱片出版金鼎獎」，得獎名單中出現的《總統蔣公遺訓》、《梅花》，如今看似突兀，卻是當年時代氛圍的展現。電視金鐘獎在1980年新設立「男女歌星演員獎」，金鼎獎也在同年明確把獎項分為「新聞」、「雜誌」、「圖書」、「唱片」四大類，每類之下有細分的獎項，「唱片類」裡分為唱片製作獎、作曲獎及歌詞獎，之後幾年又陸續增加了演唱獎、編曲獎、演奏獎等等；流行音樂產業雖然此後有了專門獎項，但卻是分散在金鐘獎和金鼎獎兩個大獎裡。如此奇特的狀況持續10年後，先是金鐘獎因為金曲獎開始籌辦而從1989年起廢除了「男女歌星演員獎」，1996年起新聞局又為了要把金曲獎打造成國內音樂獎項的唯一與最高榮譽，也避免人力財力重複浪費，而把「唱片金鼎獎」合併到金曲獎中，才結束了流行音樂產業寄居在不同獎項的流浪生涯。

傳藝和流行音樂同場競逐的怪現象

唱片金鼎獎曾經是台灣由官方所舉辦最大的音樂獎項，自然還是有其權威性及榮譽的價值存在，只是探究這十幾年來的得獎名單，就會發現一些怪現象，其中一個就是在該獎項「金言九鼎，文化薪傳」這個設立宗旨的大旗之下，授獎的標準似乎多少還是要「教忠教孝」或「端正社會風氣」，以致於出現〈風雨生信心〉、〈母親我愛您〉、〈中華之愛〉這類的歌曲，後者更是橫掃1981年的作曲、作詞、演唱獎；要不就是一些偏「小清新」的民歌或藝術類歌曲得獎，與市場的距離比較遠。另一個怪現象就是沒有區分音樂的類別，現在金曲獎分為流行類和傳藝類，就是因為這兩種音樂的本質不同，評斷的標準也不一樣，但是在金鼎獎時期，兩者是放在一起競逐的，而且結果還是以頒獎給傳藝類的作品為多，譬如1985年的「優良唱片獎」就是《中國音樂鑑賞專輯》、《郭小莊雅音小集》、王芷蕾《台北的天空》專輯、《孩童詩篇明日之歌》及《遊子手札－城振銘鍵盤創作》等截然不同種類音樂的5張作品得獎；1990年的「唱片出版獎」得主為《馬水龍樂展》、《朱宗慶打擊樂（四）山之悸》、《中國千年古樂—南管》、《台灣的囝仔歌一、二、三集》，更是完全都是傳藝類的作品；1987年的「歌詞獎」由戲曲教授王安祈為京劇名伶郭小莊新編京劇《再生緣》所寫的詞獲得，作品當然是優秀的，只是京劇的詞和流行歌曲的詞放在一起評斷，實在不清楚這個標準要怎麼設定。

不過，還是有一些作品或是歌手，不管在哪個年代的哪種獎項都可以有優異的表現，其中最厲害的當屬殷正洋、費玉清和蘇芮這「二王一后」了。殷正洋是最後一屆金鐘獎「最佳男歌星演員」得主，之後以專輯《天空藍藍的》拿下1993年金鼎獎「演唱獎」，還是三度（一、五、六屆）的金曲獎最佳男歌手，是名符其實的「三金歌王」。費玉清1984年得到金鐘獎「最佳男歌星演員」，之後以《晚安曲》專輯拿下1995年的金鼎獎演唱獎和隔年的金曲獎最佳演唱專輯。蘇芮則是在1984年以《驀然回首》獲得金鼎獎優良唱片獎，1987年拿下金鐘獎「最佳女歌星演員」，1998年再以《花若離枝》獲得金曲獎方言女演唱人獎，2018年再榮獲「特別貢獻獎」。另外，像是1992年的〈瀟灑走一回〉，也是同時拿下金鼎獎的作曲獎、歌詞獎及金曲獎的最佳年度歌曲獎的佳作。

或許就是因為金鼎獎的「傳藝」色彩較重，也少了眾多歌手出席的星光熠熠頒獎典禮，以致於一般在講到流行音樂獎項時比較少會提到金鼎獎，不過對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之間的音樂從業人員來說，獲得唱片金鼎獎還是一個很重要的殊榮肯定；也所以才會有海山唱片後來在把其手上擁有的老歌版權重新集結成CD發行時，使用了「金鼎獎系列」作為宣傳，只不過這些專輯都已跟真正的金鼎獎無關了。

（圖片來源：翻拍專輯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