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散步】只能把政治藏心底的廖繼春

2014年我收到訊息，知道一向很支持蔡英文的廖述宗博士過世了，必須幫老闆寫一篇弔文。我查了資料，知道他在2012年的選舉中，和他一手成立的「北美洲台灣教授協會」先進們，為一起支持蔡英文的「最後一哩路」出了很多力。不過那年的選舉沒有打贏。我心裡想，廖教授應該是帶著遺憾走的吧？

作為一個台灣人該做的還是要做，不可畏縮求全！

後來我才知道，廖述宗教授正是鼎鼎大名的畫家廖繼春的兒子。他很年輕時就經歷過二二八，也因為家族與流亡日本的台獨運動者廖文毅有親戚關係，經常受到特務騷擾。就像當時台灣的知識份子家庭，總是希望子弟離政治越遠越好，廖述宗也被期待要快出國、最好學科學，不要跟政治有什麼牽扯。

 
不過年輕人總是有公共事務魂，留學期間，廖述宗參與了台灣同鄉會，被打了小報告，也一樣有特務上門詢問，惹來家裡一陣不安。後來廖繼春得到美國國務院的支持赴美訪問，順道去看了兒子。廖述宗以為爸爸要來阻止他參與公共事務，結果發現爸爸反而提起自己年輕時留學日本，也參與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事，鼓勵他「作為一個台灣人該做的還是要做，不可畏縮求全」。

 
廖繼春是1924年考上東京美術學校的，當時跟他搭同船、同年入學的是陳澄波，在東京接待他們的，則是已經在東美唸了幾年書的顏水龍。廖繼春家裡並不富裕，他的學費基本上是太太資助的，因此廖繼春背負了任務，必須趕快畢業，回台灣賺錢養家。

 
他的畫技很出色，很得老師田邊至的喜愛。田邊是一位溫暖、願意傾聽，也有一顆開放之心的老師。這樣的老師對廖繼春有很多影響，廖繼春先是繼同學陳澄波之後，以明顯印象派風格，符合當時殖民政府推崇的南國地方色風格作品《有香蕉樹的院子》入選帝展；後來的人生階段中，廖繼春也陸續發展過許多不同風格的作品，比如他也跟梅原龍三郎一起畫過野獸派，或者也曾經嘗試過抽象畫。

 
戰後廖繼春在師大任教，據說也是一位話不多但溫柔，願意鼓勵各種風格的學生自由創作的老師，也不吝於和大家相互勉勵。比如很會畫門神的蔡草如就跟廖繼春學過畫，有印象派風格的沈哲哉受過廖繼春啟蒙，以抽象畫出名的「東方畫會」朱為白也曾在廖繼春師門下學習。更不用提後來在台灣當代抽象畫領域表現出色的「五月畫會」中，許多人都因為出身師大，被廖繼春教過。不過比起在校外私塾學生的李仲生，五月的畫家們好像比較少提起廖繼春。
 

據說廖繼春是一位寡言的老師，只喜歡在象牙塔裡教書，不太喜歡參與校外的公共事務。他的學生謝里法在《我所看到的上一代》中，提到學生給廖繼春看畫，廖繼春通常只有「很有趣」和「還有沒有」兩種評語，「還有沒有」其實就是委婉的不夠好。他說當時有志於在省展得獎的學生，大多會去找楊三郎或者李石樵評點，尤其李石樵是當時的畫壇一哥，經他評點的學生多是如沐春風，也經常能在獎項中勝出，算是當時的畫壇顯學。相較之下，寡言的廖繼春雖然師門下學生無數，但在同代人當中卻顯得安靜沉默。

 
從廖繼春的作品看來，他其實經常表現的與世無爭，作品也多以風景為主。在抽象和印象之間，他有時會採取野獸派的技法，好似作為一種現代化的折衷。他不參與政治，在師大藝術系任教期間，也不求出頭。有一段軼事這樣說，廖繼春某次為了一件小事要去找某位高官，高官的秘書給他排頭，幾度都讓廖教授在門口空等，後來是師母出馬，直驅而入，才完成這件牛毛之事。也就是說，廖繼春的古意，也經常讓他在各種場合吃了暗虧。

廖繼春的生存之道

可是和政治保持距離，一直是廖繼春的生存之道。二二八時他的前輩好友陳澄波慘死，對他有恩的長榮中學創辦人林茂生教授也無故失蹤。這些事情想必對廖繼春帶來很大的衝擊，一位曾經在大正民主時代積極參與議會請願運動，回台後和畫友們一起結社矢志革新藝壇的畫家，從此對公共事務消極以對。

 
據說任教師大後，廖繼春對那些往事絕口不提。另一位師門下的畫家陳景容說，有一次他帶著學生訪問嘉義，再次看見陳澄波的作品，才開口和學生講了他當年與陳澄波的一段友情。從同船赴日、到共學於田邊至麾下，還是回台後與幾位年輕畫家一起在「赤島社」為美而打拚的故事，都讓學生對廖繼春教授的故事再發現，也發現教授不說話，其實不是沒有話要說。廖繼春就像所有那一代知識份子，心裡有很多話，但惡劣的政治環境讓他們噤口不說。

 
《有香蕉樹的院子》在1997年，由廖家家屬捐給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算是很早期的家屬願意信任政府，將作品交由政府典藏的案例。當時的台北市長是陳水扁，北美館的館長是林曼麗，相信他們也是花了很多力氣，才成功爭取到這件帝展入選作品的典藏機會。後來陳水扁當選總統，《有香蕉樹的院子》也成為郵票的主題，集郵者終於有機會看見台灣本土藝術家的作品，而不是永遠只能搜集郎世寧的駿馬。

 
家屬願意將作品捐出，某種程度也意味著他們相信藝術上的福爾摩沙時代即將來臨，信任政府會好好保存這些典藏品，也會透過展出，讓更多人有機會看見這些經典。儘管中間還是有很多曲曲折折，甚至偶有倒退，但總歸是時代的進步。這樣的故事，也好比千禧年前後的《甘露水》再發現，只是沒有人講述那麼讓人驚艷的故事，也還沒有那麼多對這塊土地的故事求知若渴的人們。

 
這樣回想起來，作為家屬的廖述宗教授，應該可以算是捐贈作品的先驅者，相信他願意這樣做，一定是因為懷抱著足夠對土地的愛與信心，知道藝術上的福爾摩沙時代就快到到來了，就算還要十年、二十年，以大時代的眼光觀看，其實都不算太久。這樣想著，不禁覺得當年為他寫的弔文，只把他當作一位海外民主前輩來看待，有點太形式、太禮貌，當年我不夠認識他，沒有辦法把他的熱情與愛寫進心坎，於今想來不禁有點懊悔。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臺北市立美術館臉書；示意圖製作：放言視覺設計部 林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