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之外「光與灰燼」同時存在　二二八研究者黃惠君書寫受難者故事的火苗情懷

 

在二二八的光與灰燼中穿梭，是光，還是歷史的灰燼，那光雖孱弱，卻映照著2019年與1947年，追求自由、民主的卑微願望其實沒有差異。「台灣傷痕歷史研究者」黃惠君書寫《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將知識分子的情操與梗概立體，當中有相信、有對當權者的失望，對映當前台灣面對「一國兩制」的困惑，是否又有些雷同？黃惠君瞥見悲情之外的角度，在她眼中二二八受難者是傾盡生命企圖突破僵局的一群人。

 

美麗島事件–自由的微弱火苗是在擠壓下破土而出

 

比起德國、愛爾蘭的轉型正義，台灣是否欠缺回觀歷史的真誠，所幸黃惠君持續地說著故事，為何鑽入二二八的時光迴廊，黃惠君接受廣播節目《周玉蔻嗆新聞》採訪時表示，一開始是受到美麗島事件的啟蒙，「那個軍法大審，太動人，每個人的表現都洋洋自若。」，這帶領她進入台灣的真實。

 

她進而指出，美麗島事件人士被逮捕後遭調查局各方面的口供、疲勞審視，各種的恐嚇威脅，國民黨當時是有自信的，「迫於國際壓力它是要公開審判，沒想到這些人在法庭上的陳述，講到突破黨禁報禁、萬年國會、司法獨立就是台灣未來民主的路徑，這些都讓大家覺得，這不是暴力分子，這是真的追尋自由民主的人士。」

 

可以說在當時，自由的微弱火苗是在極端擠壓下破土而出，帶來的效應影響了台灣的前途，「在這樣的氛圍下，蔣經國已經沒有辦法像過去那樣判處這些人死刑，判最重的就是施明德。」；研究過程中黃惠君極度震撼的是，「你還是會問說，是什麼力量，在當時有危險，他們仍然可以從事黨外運動，會想要了解他們怎麼走向美麗島的？」

 

光是美麗島事件黃惠君就出了四大本書，「從1996年，一整個團隊一百多個人進行這個口述歷史。」；她也點出當時的限制是官方檔案還沒有開放，當權者是怎樣的思維，這部分是她做研究時不及了解的。

 

二二八的受難者是企圖突破僵局的一群人

 

也正因為這般思路，讓她抓住悲情之外的切入角度，《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試圖燃亮當時知識分子的理想性，對於當今政治局勢，有深刻的對照、警示，與啟迪。

 

美麗島事件啟迪了黃惠君繼續往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鑽研探索，「後來看到很多白色恐怖時受難者的遺書，那個理想盎然，為解決每個時代困境的努力，甚至犧牲了生命；之後又看到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當時更是鋪天蓋地的從他們一切生命的力量希望突破僵局。」

 

黃惠君深深被這股動人的力量吸引，在她眼中，二二八的受難者是企圖突破僵局的一群人，傷痛中微弱的餘暉映照著當代，因此有了開啟《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這書扉頁的契機。

 

至於為何是林連宗律師、為何特別書寫這個家族，黃惠君表示，「二二八受害者中，有一類是被秘密逮捕暗殺的，很多人的罪名欄上是空白的，為什麼原因被殺都不知道，唯一的，就是林連宗、林桂端、李瑞峰三位律師，留下了證據…」

 

林連宗寫給女兒家書預示：台灣可能有女總統…

 

回到1946的林連宗，南京開制憲大會，台灣有17個代表去，林連宗就是其一，「他在那裡開會的時候，每天給他女兒寫信。」林連宗在寫給女兒的信裡提到，憲法通過，就是省長、縣長、市長直接民選；他還跟他女兒提到，現在開會的代表有一千三百多個，其中有八十多個是女性。

 

當時林連宗想告訴女兒，如果繼續奮發，選女總統也是有可能的，可以想見他在南京制憲大會上，是多麼的激動，「他覺得說憲法通過了，台灣政治惡劣的情況，就有解藥了。」

 

隔年，也就是1947年，三月八日的頭版頭題，陳儀答應，縣市長七月一日直接民選，盡量啟用本省籍人士。三月八日當天，林連宗把全台灣法律界的律師、檢察官、法官，都找到中山堂開會，當時他是運籌帷幄的角色。

 

「他們推舉他們理想的主任檢察官、推舉他們覺得理想的地方法院的院長，他說，這個名單，我們交給中央，希望中央來核示，什麼是適合這個司法改革的人。特別是他們當時很不能接受官員貪腐…整個法治面臨嚴重的問題，所以這批法律人起身戰鬥。」黃惠君說。

 

林連宗音訊全無妻子終身守喪

 

「三月八日他們開全台灣法律人的大會完，那一天他們心情很愉快，覺得台灣終於有希望了，所以晚上回去林連宗就幫女兒買鋼琴譜，因為他的小女兒學鋼琴，律師事務所在中山堂旁邊，離衡陽路進，就可以去買樂譜；李瑞漢是台北律師公會的理事長，他也去給女兒買一些刺繡要用的東西…」

 

就在這樣激盪愉悅的情緒中，沒想到，隔天軍隊來，三月九日就宣布戒嚴，林連宗因交通中斷寄住李瑞漢律師家中，三月十日，來了三個便衣和一個軍戒人員，以「長官請你們去開會」為由將兩人帶走，從此再無林連宗的任何消息。

 

黃惠君說，「我覺得恐怖就恐怖在這裡，第一天太太就一直等，煮給他的魷魚粥熱了又熱，第二天晚上再不回來太太就知道不妙，就想盡辦法到處去打聽。」那時的慘況是，聽到哪裡有屍體，就到哪裡認屍，「他（林連宗）的太太瘦到只剩四十多公斤。」

 

亂世中，知識分子的理想性對照著人性的限制和醜惡，「很容易有人來招搖撞騙，會告訴你，關在哪裡，給我多少錢，我就帶你去看，家屬碰到五六次，攢了錢透過管道去救人，結果都是假的。」

 

另外，黃惠君也指出，二二八事件後，政府的不人道在於，「1949年蔣介石來之前，國民安全局有整理一個二二八遭難的名單，其實正法和死亡名單裡面第一個是張七郎、第二個就是林連宗。你1949年名單上都有了，你還是不讓家屬知道。」

 

在《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寫道，林連宗的太太，一輩子再也沒有點過口紅，「你不知道先生遺體何在，那個守喪是遙遙無期，那個巨大的問號始終在心裡面。」

 

黃惠君：台灣人享有的自由民主怎麼可能再讓出

 

黃惠君用林連宗的故事串起二二八事件的三十二條要求，「每一條要求都在說著當時台灣渴望卻沒有辦法獲得的是什麼。」，渴望祖國來到台灣可以實施光明的民主，這麼慘的事情居然發生在台灣人以為可以就此走向民主的時刻…

 

讓黃惠君感觸最深的，是受難者他到底走過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國民政府來了之後，他所受到的衝擊是什麼，他會在那個時候有什麼樣的矛盾、有什麼樣的抉擇、有什麼樣的行動，「我想把那個歷史的感知打開來，而不是只聚焦在幾天，只看到那個衝突。」這些故事素來被對立所淹沒，黃惠君深深認為，二二八是有民主魂魄的。

 

從來沒有額外的政治意圖，作為一個墜入歷史的孤獨書寫者，《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緊扣著台灣這片土地，字裡行間當時知識分子的情操與梗概在我們眼中立體，他們有血、有肉、有相信、有對當權者的失望，對映當前台灣面對「一國兩制」的困惑；種種掩蓋真實的力量、勢力，謊言，是不是，又有些雷同呢？

 

黃惠君受訪說到這裡，語聲暫歇，「當時的人也是追求自由、民主、平等，這些，台灣人都已經享有了，我們怎麼可能再讓出來呢？」

 

 

(圖片來源：黃惠君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