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焰飛芒】在龍年解構《龍的傳人》

 

今年228這天，《自由副刊》刊出楊牧詩作《悲歌為林義雄作》，是詩人慟於1980年2月28日發生的林宅血案而作，當時投稿給《聯合副刊》主編瘂弦。《自由副刊》附上瘂弦在當年3月18日致楊牧退稿信，說是《悲歌》收到之日，「正好碰上高雄事件大審之時」，「在這個時候，就不宜刊登有關林家血案的文學作品了」。

《龍的傳人》來自何處？

 

瘂弦是依照當時威權體制的潛規則來進行政治審查。如果《聯合副刊》刊登這首詩，勢必激怒時任總統蔣經國，在《聯合報》造成人事大地震，總編輯下台也說不定。

 

這使我憶起瘂弦對《聯副》收到的另一件來稿所做的政治審查。1978年12月16日，就讀政大中文系的民歌手侯德健有感於美國政府宣布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作成《龍的傳人》詞曲，隨後投稿給《聯副》。歌詞中有一段原文是這樣的：「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裡∕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劍」。《聯副》刊登時，「洋人的劍」改成了「姑息的劍」⋯

 

侯德健當時告訴我，瘂弦向他表示，「洋人的劍」會得罪「洋大人」，所以改成「姑息的劍」。我心想，瘂弦想太多了，這位優秀的詩人擺脫不了政戰官思維。

 

《龍的傳人》見報後，《聯副》轉來大量索取歌譜的讀者信件，我為侯德健抄寫簡譜，送交快速印刷以寄給讀者，歌詞恢復原作用詞「洋人的劍」。

 

1979年，民歌手李建復翻唱《龍的傳人》，迫於威權政府的政治審查尺度，「洋人的劍」仍作「姑息的劍」。以「劍」比喻「姑息」，完全不通。

 

《龍的傳人》譜曲手法類似侯德健先前創作的歌曲《捉泥鰍》，都是先以中音域唱一段，再拉高音域唱一段。比對兩首歌，你會發現驚人類似。和《捉泥鰍》一樣，《龍的傳人》曲調優美，歌詞淺白，易於傳唱，但使用的意象更強烈，表現了中華民族主義，在大中國意識為主流的年代，迅速傳遍大街小巷。我目睹侯德健在政大四維堂舉行校園民歌演唱會，帶領觀眾唱《龍的傳人》時，台下都能流利地跟唱。

 

《龍的傳人》歷經各種改詞（包括作者自己改的）、各種翻唱，放眼華語流行歌壇，《龍的傳人》之後，沒有其他歌曲影響力超過這首歌。中共中央宣傳部2009年把《龍的傳人》列為「推薦100首愛國歌曲」第62首，對於在這首歌在中國的流行，有推波助瀾作用。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它的名字就叫長江」，「雖不曾看見長江美∕夢裡常神遊長江水」，歌詞的敍事觀點，分明是異鄉客遙遙抒發鄉愁。中國人可以輕易看見長江、黃河，許多人就住在長江邊、黃河岸，卻喜歡聽、唱《龍的傳人》，很不搭調。

 

請醒台灣人⋯

 

在台灣主體意識大覺醒的今日，多數台灣人自是不會認同歌詞中對長江黃河的魂牽夢縈、以承受百年國恥的中國人自居。馬來西亞華裔創作歌手黃明志饒舌風《龍的傳人》MV應時而生，他以搞笑的、諷刺的歌詞嘲仿侯德健《龍的傳人》，得到不小回響。

 

黃明志版《龍的傳人》旋律單調，歌詞有大量時事梗，顯得晦澀，難以傳唱。這首歌的MV主要因為政治正確而受到矚目，它的品質與影響力，不足以比肩侯德健《龍的傳人》。

 

回到侯德健創作的時代背景，在大中國意識盛行、讀國民黨政府所訂教科書的威權時代，《龍的傳人》嚮往的長江黃河，是未被中共竊佔的長江黃河；歌詞所認同的「龍的傳人」，指的是華夏文化的傳人。當年的大中國意識，並不主張台灣被中共併吞，而是期待有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作為認同對象。

 

我和侯德健都是眷村子弟、外省第二代，有來自父輩傳承的大中國意識，各自走上不同道路。侯德健1983年以痛恨台灣的歌曲審查制度而前往中國，幾度返台後，最終選擇在中國發展音樂事業。他接受中國當局的政治審查，配合中國當局的政治宣傳，處在比台灣威權時代更嚴苛的環境，想必活得很艱辛。

 

台灣文化屬於島國文化，特色是多元糅雜，不用刻意切割華夏文化，更不可把中共視為華夏文化的唯一代表。台灣廟宇屋脊常見裝飾是飛龍與飛鳳，是華夏文化的符碼。台灣人也過龍年，多地元宵燈會以龍的意象為主燈。這些現象與台灣主體性並無違和之處。有一些台灣人認同自己是龍的傳人，也珍視台灣的民主自由。不論是侯德健《龍的傳人》或衍生的黃明志版《龍的傳人》，都是台灣多元文化的產物，在台灣可以共存，足以傲視共產中國。

 

 

（圖片來源：黃明志YT、百度；示意圖製作：放言視覺設計部　傅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