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1989 來自台灣的李登輝總統

 

「我不滿意，但能接受！」

一九八九年三月九日，剛結束新加坡四天訪問的李登輝，在返國記者會上面色堅定，語氣愉快的答覆記者詢問。在星國訪問期間，當地媒體稱呼李登輝為「來自台灣的總統」；記者問李總統對這句話的看法。

 

李登輝的機智與臨場反應，征服了新聞界。這句「不滿意但能接受」的答案，立刻成為當天電視新聞，與第二天各大報紙的報導重點。以後，「不滿意，但能接受」，一直是經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

 

國號與名稱，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相繼與日本、美國等世界主要國家斷絕邦交之後，推動對外關係最難於處理的問題。在經濟發展持續進步的一九八○年代後期，台灣民眾眼看自己的國家，無法在國際社會上得到應有的發揮空間，感到焦灼不耐。市井間一般接受的看法，是政府當中思想頑固的保守者，不肯考慮彈性國號名稱，造成外交上沉悶的困境。

 

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中共因素的干擾，以及外國政府與國際組織利己的考量，也是主要緣故。在國際現實的冷酷逼迫下，早於蔣經國總統主政時代，政府對破除萬難拓展國際活動空間，已有不一定堅持國號的共識。

 

只不過，對於何種稱呼方符合中華民國的利益與尊嚴，政府官員見解歧異，莫衷一是。外交部高級官員為此曾絞盡腦汁，列出各種可能名稱的中英文使用方法，交給了解國家政策、中英文素養均極深厚的人士仔細酌量。德高望重的前總統嚴家淦，就是這個問題的最高顧問。據說，外交部最後所訂下參與國際活動的可接受稱號，即是經過嚴前總統核可定案的。

 

「來自台灣的總統」，卻是一個嶄新，從未列入外交部原則名單之內的稱呼方式。「來自台灣」，將台灣以間接手法轉化而為一個地理名詞；加上「總統」兩字，又婉轉地承認了李登輝實際上是政治實體領導人的地位。這在當時的國際氣氛，以及新加坡與中共正推動關係正常化的情勢下，不失為一項有勇氣，又具政治智慧的設計。

 

李登輝也冒了極大的風險。他了解不使用中華民國國號四個字，勢必成為反對者日後大肆攻擊的口實。然而，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允諾了一切隆重接待禮遇。況且，駐星代表蔣家第三代的蔣孝武，一手安排策劃此事；以孝武對父祖與國民黨的忠誠，相信他的決策建議，必能得到持異議者諒解。

 

李登輝也希望以新加坡為起點，向全世界其他與中華民國並無邦交的國家，做一示範，進一步促成高層政府領袖的互訪。

 

李光耀的政治手腕

新加坡向以外交政策獨立著稱，領導人李光耀長年以來與台北及北京領導階層維持密切友好關係，也是國際間公認的事實。北京領導核心，從不否認他們視李光耀為值得信賴，甚而十分景仰的政治人物。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後，李光耀是第一位敢於公開為中共當局鎮壓學運手法講話的國際政治領導人。在數種不同場合，李光耀也坦承，他願意在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扮演良性中間人角色。

 

李光耀是標準的務實派。他被西方媒體質疑的領導方法，可能無法適用於新加坡以外的地方，但他的領袖風格卻深深吸引著國際政壇。處理李登輝訪問新加坡的過程，就充分展現了李光耀的政治手腕。

 

李登輝訪問新加坡時，星國與台灣及大陸均無正式外交關係。當時東南亞形勢顯示，印尼與中共恢復邦交指日可待；對中共關係與印尼同一步調的新加坡，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時機也逐漸成熟。李光耀明白，與中共建交之後，再安排李登輝前去訪問，情、理與國際慣例考慮，必將更為複雜。

 

李登輝了解李光耀的顧慮，更明白在國際現實冷暖衝擊下，忍一時待千秋，才是他所遵從的最高外交決策準則。他同意「來自台灣的總統」的稱號；也諒解李光耀臨時更換一位代理總統，以同等元首地位接待他到訪的微妙安排。

 

除了中華民國國號無法公諸新加坡大眾前的缺憾，根據新聞報導，李登輝的星國訪問，成功又豐收。最重要的，是藉著這次訪問，將中華民國蔣家領導人與李光耀家族的特殊交誼，順利移轉到李登輝身上。李登輝有一次接受日本作家深田祐介訪問，曾表示他的祖先是來自福建省永定縣的客家人，李光耀也有客家人的血統，兩人的交往與這也多少有關聯。

 

李登輝星國之行，李光耀最讓外界拍案心服的，是他安撫中共的手法。那幾天當中，無論北京或中共駐星方人員，都對李登輝的往訪，保持了視而不見的緘默。中共這樣理性的反應，極為少見。儘管可能出於與星國尚無邦交的限制，但若非對李光耀有高度信心，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等，很可能仍然不會容忍「來自台灣的李登輝」，以總統職銜在新加坡亮相。

 

李光耀政府也掌握機會，運用李登輝訪問，向台灣進行一場又一場的文宣戰。包括李光耀本人在內的新加坡政府高層，李顯龍、吳國棟等政要，都接受了台北主要媒體的專訪。李光耀沒有忘記在訪問中，強調新加坡外交政策取向的現實性。

 

接受台北《聯合報》、《中國時報》和中央社記者訪問時，李光耀明確表示，只要新加坡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台灣駐星單位即不能再像當時那樣，使用中華民國商務代表團的名銜。

 

消息傳出後，隨行訪問新加坡的中華民國政府官員中，有人認為李光耀此話，無視於李登輝正在該國訪問，有失地主之誼。有人責怪台北的記者不應該提出有損國家尊嚴的問題。還有自認明智的官員，立即建議，要設法進行代表團未來使用國號的名稱保衛戰。

 

李登輝不動聲色。他了解李光耀的立場；更盤算著新加坡在未來的日子裡，與台北、北京可能更為密切的三角關係。

 

新加坡與兩岸關係

在李登輝的心目中，中華民國不是不重要；只是在國家生存發展的優先順序上，彈性考量而已。他感激李光耀的一切，也等待與李光耀更特別的互動交往。

 

回國的航程上，李登輝準備返抵台北機場的記者會，記者可能提出的問題與自己的答案。「來自台灣的總統」，一定是記者要問的話題。李登輝準備了「不滿意，但能接受」的答覆。

 

「這是深思過的！」李登輝事後這樣說。他習慣於事前思索再三，再針對問題做解說。外間不了解，以為那是他臨場的答話。

 

與新加坡的交往，在李登輝看來，未來兩岸關係變化上，星國可以發輝潤滑劑功能。李登輝對北京領導人有一番看法。了解李登輝的人士分析，李總統認為，獲得北京信賴的李光耀，是足以正面影響中共當局的人物。

 

在當時，李登輝的這些想法，卻不能對外明說。即使現在，這個話題，也是公開談論的禁忌。不過，中國國民黨中常委辜振甫，以海基會董事長身分，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九二年底、九三年初，可能在新加坡會面的安排，明顯透露了這個當年李登輝未能說明的訊息。

 

辜振甫與有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總軍師」之稱的汪道涵在第三國會面，是李登輝在行政院長郝柏村的認同下，做成的決定；新加坡這個地點，也是李登輝的建議。這樣的發展，很可能就在李登輝當年訪問星國的預期當中。不過，當時，台北政壇疑雲重重，李登輝的訪問新加坡，後來被指控為是尋求獨台的動作。

 

控訴中認為，李登輝接受「來自台灣的總統」之稱，就是他揚棄中華民國，以台灣總統自我期許的第一步。

 

還有人認為，李登輝以李光耀自居，計劃像當年李光耀帶領新加坡人脫離馬來西亞獨立一般，要切割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批評者更指稱，自新加坡返國後，李登輝在當年四月，主導指派財政部長郭婉容赴北京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就是在具體推動台獨變體的獨台，充滿台灣獨立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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