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1989 郭婉容北京起立聽歌

 

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上午，行政院院會通過由財政部長郭婉容率代表團，出席五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第二十二屆年會後，列席的總統府副祕書長邱進益，立即以電話向總統府報告。

當天，這則重大、具震撼力的消息，馬上激起全台灣的共鳴。李登輝總統繼成功訪問新加坡歸來後，再度展現具氣魄與前瞻性的決策領導能力。不僅朝野人士齊聲稱許，北京方面也發出了肯定的回應。台海兩岸官方，都珍惜著隔絕四十多年後，雙方終於發展出這麼一次正式接觸的機會。

 

儘管台北再三宣稱，郭婉容是以亞銀理事身分赴大陸，「並無政治意義」；人人都明白郭婉容的這趟北京之行，勢將牽動兩岸關係生態的變化。

 

對郭婉容而言，這項歷史性的旅程極具挑戰性，也充滿冒險的成分。成敗與否不得而知之外，在青史冊上她將留下何種紀錄，也沒有把握。

 

主導這項決策的李登輝總統，鼓勵郭婉容執行此一重大任務。他對派團參與北京亞銀年會的正負面效應，曾深入反覆思考；並沙盤推演各種可能反應後，認為利多於弊，才大膽建議行政院長俞國華，朝出席會議的方向研擬方案。

 

俞國華正巧是中華民國亞銀會籍保衛戰的戰將。從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共有意加入亞銀開始，每一年亞銀年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入會問題，就是廣受國際矚目的議案。那一段時間，中國熱正在世界各個角落散發著無往不利的魅力。台灣被中共逼得節節敗退，接二連三失去主要國際組織的成員資格。亞銀會籍面臨威脅時，台北官方了解不能再輕易退避。此時台灣島內要求外交突破的聲音急迫，在國際活動空間的現實需要，及民間的呼喚下，政府當局做成盡一切方法保留亞銀會籍資格的最高決策。

 

駐外人員設法爭取美國與日本兩大亞銀主要會員國的支持之外，與亞銀當局甚有淵源的謝森中等政府人士，也盡量遊說亞銀考慮同時容納台北和北京為會員。

 

北京起初依然像加入其他國際組織般，悍然提出「中共進、台灣出」的要求。幸好台灣的經濟發展成果已展現了相當的成績，與中共力圖爭取向亞銀貸款的角色完全不同；台灣那時已是亞銀的捐款國，亞銀當局沒有理由接受中共排除中華民國會籍的建議案。中共有求於亞銀，加上美國的堅持，在實際利益的考慮下，最後也接受了北京與台北同時占有獨立席位的方案。

 

不過，在名稱上，中共不肯讓步。北京堅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許為中國的正統會員，台灣只能以「中國台北」的名義留在亞銀。

 

為了是否使用中華民國以外的名稱留在亞銀，那時的故總統蔣經國幾經思索難以定案。最後據說，還是美國方面寫了一封懇切的信函，奉勸經國先生從大處著想，才說服蔣經國指示台北官員，可以不再堅守國號底線，盡量保留亞銀會籍。

 

那段時間擔任中央銀行總裁的俞國華，以中華民國亞銀理事身分，親自指揮亞銀會籍戰。一九八六年，亞銀年會正式通過中共入會，並更改中華民國會籍名稱為「中國台北」。中華民國代表團抗議之後，翌年雖未出席亞銀年會，但雙方仍安然無事。亞銀成為第一個擁有兩個中國會員的政治性國際組織。

 

一九八八年的亞銀年會，台北恢復與會。台北與北京官方代表同時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出席會議，造成國際性新聞。台北的大陸與外交政策也都邁進了一大步。

 

北京主辦八九年亞銀年會，就是在馬尼拉做成的決定。在統戰至上下，北京雖不只一次揚言希望台北與會，但私底下，北京當局並不認為台北會派遣正式代表團前赴北京。

 

八九年初，台北的政治評論家與輿論界，也曾斷斷續續討論過是否派代表團赴北京的問題。李總統三月初自新加坡返國後，語帶玄機的答覆記者詢問政府是否派團出席北京亞銀年會時說：「各位（指記者）要去，帶各位去。」引起民間建議政府大膽參與北京年會的迴響。但一般分析，當時，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政策施行尚不及一年，參與亞銀年會營造與中共實質接觸印象的時機尚未來到。政府如果願意擴大與大陸發展關係的步伐，民間固然歡迎；但若表示暫時保留的態度，不派遣正式代表團前往北京，預料也會得到民眾諒解。

 

也因此，由郭婉容率團赴北京的決策揭曉後，民間普遍既感訝異，也充滿驚喜。大部分民眾就在一股亢奮又新奇的情緒下，期待著郭部長的北京之旅。

 

 

她沒有統戰的包袱

俞國華接獲李總統要他研究派團出席北京亞銀年會的建議時，起初有些不知如何下手。生性穩重，行事慣於恪守成習以避免錯謬的俞國華，篤信服從。一年多與李總統相處，他明白李登輝個性主動，富有冒險精神。在李登輝追求開創政策、劍及履及的做事原則下，唯諾應付，或者提出不具說服力的相反意見，都不是上策。而且，俞國華當時飽受來自各界批評他主政過分保守的壓力，正處於窒礙苦悶，力求展布新局的困境之中，派遣內閣級首長前去北京，應該是一次扭轉形象的絕佳良機。

 

在俞國華的高度配合正面回應下，李登輝積極與俞院長討論出席亞銀年會人選問題。

 

向來，中華民國向亞銀登記的理事都是中央銀行總裁。這一年，依慣例，應當由任央行總裁的張繼正率團赴會。但張繼正無意前去北京。經過一番商議，李登輝與俞國華決定臨陣換將，改派財政部長郭婉容帶團。

 

張繼正身為已故執政黨大老張群的兒子，家族與中共高層素有交誼淵源，親屬多人仍在大陸。那時的顧慮，是他這趟北京之行會被北京當局當成一次統戰，安排張家親人大團圓，或者邀請張繼正回返出生地故鄉等，憑添枝節。本省籍的郭婉容沒有這些牽掛。夫家倪文亞在大陸的親屬，處理起來較為單純。

 

事後，政壇間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李登輝捨張繼正而屬意心腹郭婉容，目的在直接下達指令，以便全權操縱亞銀年會代表團在北京的行動。

 

俞院長則在事後證實，這是與事實不符的說法。他表示，當時換人由郭婉容領軍，確實是張繼正主動表明不方便赴大陸的苦衷後，才改請財政部長出馬。

 

起立聼歌起風波

亞銀年會代表團八九年五月一日抵達北京後，風度與氣質一流的郭婉容，果然以她大將之風中不脫女性柔美特色的表現，風靡了在北京採訪年會的大批台北來的記者。台灣的報紙，每天都以超大篇幅文字及照片，詳細報導郭婉容的一頻一笑，形容這是「郭婉容旋風」。

 

北京的中國大陸記者，也加入了積極採訪大陸媒體稱為「郭女士」的陣營。只不過，大陸電視與報紙處理郭婉容抵達北京的新聞極為謹慎，與台北的大幅報導相比，差距非常大。顯然，中共高層，對於李登輝的這一步棋，心存戒懼，寧可以靜制動。有意在觀察明晰李登輝的確切意圖後，再出手回招。

 

那時，大陸大學生要求民主的運動，正以勢如破竹的姿態在北京蔓延。當時是國際紅人的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又即將到訪；中共內部不同力量，正忙碌於借用國內外這兩件大事，展開打擊異己的權力鬥爭；對於郭婉容的來臨，多少也無餘力加以政治化運用。

 

學運初剛萌芽，北京的氣氛十分樂觀。無人能料及，學運會演成血腥哀悽場面的結局。

 

天安門前，台北都未曾上演過的熾熱學運，外加北京街頭的郭婉容；台灣各界眼看這些種種，如醉如痴。許多樂觀的人，不排除海峽兩岸對峙四十多年僵局，一夕之間大轉變的可能。

 

郭婉容果然有驚人表現。她不顧代表團內反對意見，五月四日的人民大會堂亞銀年會揭幕禮上，率領全體與會成員，面對主席台上的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起立聆聽中共國歌致敬。

 

台灣各界給予熱情回應；大部分的報紙與三家電視台，都稱揚郭婉容的決定明智正確。唯有兩大主要日報之一的《聯合報》，持較保留意見。這家報紙在五月四日那天的報紙上，以一篇題名為「是旋風，還是弄堂風？」的短評，力勸郭婉容不宜起立聽歌。

 

《聯合報》也是那幾天，唯一特別注意亞銀代表團如何應對揭幕禮的台北媒體。根據代表團主要成員的消息，在離開台北前，郭婉容多次與團員會晤，進行出席亞銀年會的沙盤演練。團員出發赴北京前，在行政院長俞國華陪同下，曾會見李登輝總統。經過一連串討論後，代表團成員所獲得的印象，是北京停留期間，盡量參與亞銀的活動，不迴避在這些場合與中共官方的接觸。但是，揭幕禮上，出席代表必須在中共國歌聲中起立聽歌一節，以設法越過為宜。

 

抵達北京後，團員中有人負責設計避免出席年會揭幕禮的管道。其中一位仔細翻閱大會文件，發現關於揭幕禮進行程序，文件上有一條明確指出大會準時開鑼，遲到者將不被允許入座，需在門外等待，直到唱完地主國中共國歌，貴賓楊尚昆致詞完畢，大會主持人陳慕華陪同楊尚昆離開會場後，方可進入。

 

這位有多次出席亞銀年會經驗的官員大為開心，認為我方代表團足可運用這一條文技術性遲到，既可迴避在人民大會堂裡起立聽歌的敏感場面，又可兼顧國際禮儀。

 

這就是後來全程或半程參與亞銀年會揭幕禮的爭議重點。

 

依照《聯合報》的報導，郭婉容在抵達北京的第二天，就表明全程出席揭幕禮的意思。團員中反對起立聽歌，且認為這是台北高層決策指示者，極力勸阻郭婉容準時前往人民大會堂。

 

主張起立聽歌的團員則積極進言，認為遲到之計不妥善。郭婉容接受了這樣的說法。她事後曾解釋，幾經考量，技術性遲到，實際上無法做到。一來，中場楊尚昆離席時間短暫，我代表團不能從容入座；而且在那種情況下浩浩蕩蕩進入會場，勢必引起騷動，媒體一湧而上的採訪，可能造成非我方代表團所能掌握的局面。

 

反對者爭辯，既然如此，乾脆集體缺席，或由非政府要職的團員象徵性與會，既照顧國際禮節，也遵從了台北的指令。

 

就這樣，主張全程參與揭幕禮，與反對的代表團成員各持己見。五月三日夜間，反對起立聽歌的官員，得知郭部長指示翌日早晨準時集合前去人民大會堂後，有人曾激動的表示要拒絕集體行動。

 

年事較長閱歷也深的團員，以團隊榮譽相勸，終於說服了情緒激昂的團員。四日上午，依照郭部長的安排，八點不到，我方代表團就魚貫走進人民大會堂的大廳。一旁目睹團員入場的台北記者中，大都注意到團員裡有人面色木然，表情痛苦。更有官員雙眼濕潤，顯然對即將面臨的起立聽歌儀式極度抗拒與無奈。

 

郭婉容明白部分團員的反彈，她不動聲色，當天中午還在下榻的北京長城飯店中餐廳，約請所有團員聚餐。

 

下午，台北的正反評價傳抵北京，郭婉容感受到了高度的壓力。

 

接下來的好幾天，台北與北京展開了一場議論亞銀年會郭婉容表現的混戰。

 

政策立場遭受質疑

一開始，立法委員中有人質疑郭婉容起立聽歌不當，有損國家尊嚴；政府官員也有附和之聲，大有進一步討伐郭婉容的態勢。

 

民意浪潮依然稱許郭婉容的膽識與勇氣。後來傳出她獲得李總統全力支持的說法，輿論一面倒，早先指責郭婉容的立委與官員，也大都三緘其口，只剩下《聯合報》仍對郭婉容的說詞，與最後決策的幕後原由連連打問號。

 

依照《聯合報》的報導，起立聽歌本身既被認為是大陸政策的突破，正面意義應予肯定。然而，對照與會官員措詞矛盾的說法，起立聽歌的決策過程似有隱晦不明之處。郭部長有難言苦衷值得同情，但決策內情仍有必要詳加說明。

 

《聯合報》當時反應的看法，包括郭婉容是否奉有李登輝總統的直接指示；李登輝的指示動機，以及俞國華院長與其他高層黨政官員事先知情與否，都有澄清必要。

 

郭婉容否認了所有的疑點。她再三說，離開台北前，高層給予她全權決定臨場應變方式的權力。她衡量現場形勢，認為無法合理迴避揭幕禮，全程參與典禮才是上策。得到高層授權之說，俞國華院長卸職後證實，他確曾指示郭部長臨場應變。

 

郭婉容還強調，為不認同中共國歌，她在大會奏起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時，曾雙手環抱胸前，以行動表達不予致敬的意思。

 

一路反對起立聽歌的代表團副團長薛毓麒則說，雙手抱胸是他在不得已隨同郭婉容出席揭幕禮之下設想的因應之道，當時是他主動低聲建議郭部長，用這樣的動作表示一番。

 

台北的大部分報紙與電視廣播都接受了郭婉容的解釋。五月八日，代表團回國，在中正機場舉行的記者會上，郭婉容笑臉怡人，解說合理動聽。民間再也不計較決策過程與動機，他們期盼兩岸關係的進一步打破籓籬。立法院順應民意，也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議題上。

 

不過，暗潮仍然洶湧。郭婉容領軍赴北京，民意評估是打了一場勝仗。官場、學界的疑點卻久久不能平息；終於演變成對李登輝本人統獨立場的質疑。八八年初到那時，一年半以來早就對李登輝容忍政治異議人士，往訪新加坡不使用國號等領導風格不以為然的國民黨內若干被看成是保守勢力者，終於等到了機會。

 

在這以前，他們的不滿只能謹慎的在狹窄範圍內流傳。如今，既然已有報紙、學界、立委率先發難，只要再假以時日，反撲的日子終將來臨。

 

可是，具體力量卻仍然不夠雄厚；受李登輝支持的俞國華院長不會加入陣容不說，國民黨內主力人物中央黨部祕書長李煥、副祕書長宋楚瑜，以及軍權在手的參謀總長郝柏村也都還圍繞在李登輝身邊。沒有他們，無法跟李登輝攤牌。

 

眼看時機尚未成熟，不滿者繼續等待。六月四曰，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中共形象急轉直下，兩岸關係掉入谷底。郭婉容起立聽歌不再具有討論意義，北京亞銀年會效應，頓時間也不再成為台北政壇公開議論的話題。

 

這時，李煥剛轉任行政院長，後來雙李不和，以及李煥爭取出任副總統不果，為李登輝的敵對陣營添上生力軍。

 

接著，李登輝安排調動郝柏村的參謀總長職務，郝柏村痛心自己不獲總統信任，埋下一九九○年二月開始的一場國民黨內權力鬥爭大政潮的導火線。

 

亞銀的開創性決策最後效果，完全出乎李登輝的預想；由亞銀事件引來對李登輝決策模式及統一信念的懷疑，縈繞政界至今未消。

 

在李登輝大謀略的架構下，一九八九年起一連串人事、外交與對大陸政策的決定，不但符合蔣經國總統生前治國指導方針，而且是帶領台灣走向現代化、民主化的唯一最佳途徑。獨台的指控，李登輝當時為遭誤解而困擾，但未十分在意；認定只要自己並無此種意圖，事實可以證明他的無辜。在李登輝充滿信心的腦海裡，一張張改革中華民國進步的藍圖已由他責無旁貸的勾勒就緒，只等按部就班順利施行，即可推升台灣至另一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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