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轉型正義」轉成社會分裂、政治鬥爭？參照德國做法或成解方！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線民案」引發政壇軒然大波，也讓受害者與加害者互相猜忌，撕裂社會傷痕。許多民代為此發聲，質疑促轉會的處理並不全然妥當，比如當事人的隱私就遭外漏，有違立法意旨。在轉型正義方面，或許可以參照德國做法，其會找被監控者看檔案，並將監控者「去識別化」，待真相水落石出後，在安排監控者向對方道歉，若當時該人掌握公權力，則不能再服公職。

 

促轉會依據轉型正義條例規定，隸屬於行政院，為二級獨立機關。根據條例規定，其負責規劃、推動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及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轉型正義的美意喪失

 

不過，本次促轉會似乎沒有達到促進社會和解的目的，反而掀起政壇一陣波瀾，甚至有聲音質疑是民進黨的派系鬥爭，這些質疑已經完全喪失轉型正義的美意。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就提到，不知道為何黃國書的政治檔案條例過往資料被外漏，此舉沒有尊重當事人隱私，有違立法意旨。他說，在戒嚴時期、年輕時犯錯的陳年往事，再兩者相比，實不忍相責，也不必不成比率放大 ，更不應以異樣眼光看待。

 

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也提到，有些人選擇閱覽自己被監控的檔案，也有人怕是自己身邊的伙伴而不敢查看，這些抉擇與拉扯，再度拉到白色恐怖的核心地帶：人與人相互的不信任與猜疑，人與人之間信賴關係的瓦解，鞏固了威權體系與其既得利益者。

 

邱顯智也說，現實上也可能把監控體系的真相揭露後，轉化成獵巫行動、政治鬥爭的工具，把政治責任從監控體系的既得利益者，不加區別的轉嫁到監控體系的協力者，藉此圖謀一時一刻的政治利益。

 

柯建銘說，他不忍且不認為黃國書應該「三退」，而是該留下來捍衛台灣。不只柯建銘發聲，許多民進黨立委都提到黃國書勇敢承擔的勇氣，並在面對轉型正義時，擔負起的政治責任。

 

德國面對轉型正義的做法

 

台灣在1987年解嚴，1996年進行首次正副總統直選，是個相當年輕的民主政體。在進行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更應該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比如在德國，其做法是，把被監控者找來看檔案，但監控者去識別化，直到調查水落石出，再會安排監控者或主使者向被監控者道歉，而當時有公權力在身的人員，則終身不能再服公職。

 

不過，促轉會在讓人民可以調閱相關檔案後，似乎就這樣放著不管，導致被監控者（受害者）遍尋蛛絲馬跡，推敲出可能的監控者（加害者）後，就讓他們「私下解決」，找來對質。此舉，只會讓雙方有更多猜忌，加深彼此裂痕，無法達到真正的「認錯」、「原諒」，自然也無法稱之為轉型正義的實踐過程。

 

有資深媒體人評論，促轉會這次也不能多罵，但就是過於單純，其處理方法意外造成學運世代與被監控者互相猜忌，「已經成為政壇上很大的遺憾」，未來該如何補救，達到轉型正義的目的才是重點。

 

英系立委則集體發布聲明表示，轉型正義的工程已不是受害者層次的問題，而是面對歷史和如何建構未來歷史的問題。聲明指出，轉型正義的目的，就是讓受害者得到真相，「我們必須溯源誰是加害者，並還原真相，才不會讓協作者與受害者相互猜忌，造成二次傷害」。協作者知道反省，才能構築堅強的民主防線。

 

轉型正義究責法源尚待完備

 

促轉會也在臉書發文坦言，對於處理加害者及體制參與者必須分4個層次思考，包括清壓迫體制圖像、釐清加害行為圖像、辨識加害者與參與者，最後才是究責。​

 

促轉會說，無論是軍事審判或監控體制，現階段尚以體制圖像、加害行為為主。若要進入到辨識並追究個別人士責任，則需要完備的法源、包括正當程序與救濟機制等，勢必需要另以法律定之。​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接受媒體專訪表示，轉型正義不能只做到黃國書，應該要去了解當時的情治單位，是誰吸收、脅迫黃國書，並且找到源頭，而非迫害底下的人，這個一定要做。

 

 

（圖片來源：促轉會、柯建銘、邱顯智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