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散步】自來水師徒巴爾頓和濱野彌四郎

位在台南山上區的「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整個博物館區及花園區佔地56公頃，是目前全國指定面積最大的國定古蹟，也是近年台南最重要的觀光景點之一。去年是台南有自來水可用的一百週年，市政府也在「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舉行了一系列紀念活動。台灣的自來水工程始於日治的1897，當時全球衛生條件正急速改善，日本國內的自來水規劃也正如火如荼推動當中，衛生部門高薪聘請了英國技師巴爾頓（William Burton）來日追趕進度，企圖讓日本追上全球現代性的腳步。

自來水建設的重要性

巴爾頓出身蘇格蘭，他學的是土木建設，畢業後剛好趕上了西方國家崛起、大興土木的年代。豐富的工作經驗，讓他成為當時英國工程建設領域的佼佼者，也因此得到維新之後，正努力從小國力爭上游的日本青睞，比照過去挖角西方諸國各領域的專家作法，日本政府高薪挖角巴爾頓東來發揮所長，為日本各地的自來水建設貢獻專業。

1895年後台灣變成日本殖民地，日本不只要管好自己的衛生，也要管好殖民地的衛生環境。日本領台初期，台灣衛生條件不佳，攻台期間病死的人數比戰死的還多，被認為是瘴癘之地。為了展現亞洲人也能管好殖民地的決心，等到台灣政軍情勢稍微穩定，日本人即請託本來約滿打算回英國的巴爾頓來台灣進行水源調查，準備興建台灣的自來水系統。

巴爾頓當時任教於帝國大學工科大學，該校過去是工部大學校，為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培養過許多工業人才，巴爾頓有一位得意門生濱野彌四郎，提到要來台灣，巴爾頓開出條件，以助手之名，帶上濱野一起來新天地打拚一番，濱野也因此得到總督府任職的派令。

不過當時的台灣真的不衛生，巴爾頓來台兩三年，就陸續感染痢疾和瘧疾，病倒回去東京，不久被檢查出肝病，很快就撒手人寰，留下濱野一個人在台灣繼續努力。失去恩師的濱野不負老師提攜，全力為台灣的自來水建設奉獻心力，先後完成了基隆、台北、高雄、嘉義、台南等地的自來水系統，其中台北的水道系統，甚至比東京還要早建設完成，可以說是當時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現代化建設。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台南的水道系統，濱野認定台南人口必會成長，因舞規劃的自來水供應規模，遠超過當時台南人口規模。他引進了許多最先進的設施，水道規模也是當時東亞數一數二的大型建設。這個工程從1912年開始規劃，費時十年才告完工，可以說是濱野的想法有前瞻性，但對於「工業人」濱野而言，可以帶領團隊來完成一個夢想中的建設，是多麼應該全力把握的機會？而當時的濱野團隊中，還有一位年輕技師八田與一正和前輩一起努力，等待著未來夢想的機會來敲門。

無論是台北的自來水設施比東京還要早完成，或者台南的自來水設施採用了當時最先進設備，都是很值得探討的殖民地政治問題。以殖民統治的常識觀之，內地理當先行，設施應該也要比較先進，殖民地一般惠被認為次等，排序應該在後。但濱野彌四郎顯然克服了這個問題，讓殖民地的基礎建設跑在內地之前，這是什麼原因？

有幾個可能的推測：其一，興利必先除弊是治理的常態，可日本國內利益錯綜複雜，許多政策的推動無法雷霆而進；但在殖民地台灣，本島人地位既然不如殖民者，利益自也相對不受重視，對於有夢想追的殖民地官僚而言，台灣不啻是個可以以迅雷之姿發揮長才的地方。巴爾頓願意從「比較先進」的西方來到日本，或者濱野彌四郎、八田與一從「比較先進」的日本來到台灣，除了錢以外，可能都有不熟悉的異地比較能發揮長才的考慮。

其二是對統治者而言，證明自己有能力管好殖民地，是日本進入強國之林櫥窗的條件之一。明治維新以來，現代性一直是日本所追求的目標，聘請巴爾頓、培養濱野彌四郎這樣的故事，不僅發生在公共工程，也發生在許多不同的領域。比如農業領域有札幌農學校的校長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和學生新渡戶稻造、藝術領域有費諾羅莎（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和後來領導東京美術學校的岡倉天心，更不用提軍隊裡面有一大群外籍顧問、留學生。這些現代性的追求想望，正是明治維新以來舉國一致的「強國夢」。在這種氣氛下，可以讓大家放手去拚的殖民地，就成為有夢想的技術官僚逐夢之所，也成就了「明治少年」這樣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世代。

恩師的雕像

濱野彌四郎在台灣拚了二十三年，1919年他因為私人因素，決定離開台灣這片夢想之土。離開前他向總督府提議，希望在台北的自來水園區前立下恩師巴爾頓的塑像，也很快獲得總督府的同意，造像工作於是如火如荼的啟動。最近閱讀鈴木惠可的作品《黃土水與他的時代》，她以技術的時代性為根據，提到日治初期台灣並沒有金屬造像技術，銅像都是委託在日本的雕塑家製作。但到了1915年起，總督府為了興建新廳舍，找來一位專門負責銅飾的技師齋藤靜美，齋藤過去在日本也有鑄造銅像的經驗，來台之後也因為總督府工程的需要，在台北開設了工廠，因此銅像有了在台灣鑄造的可能性。

不過齋藤並非藝術家，他是一位專長為金工、鑄銅的技師，因此銅像的原型塑造還是必須假手他人，負責的是當時總督府聘請的另一位「裝飾雕塑技師」須田速人。須田畢業自東京美術學校，專修雕塑，畢業後任職於台灣總督府負責建築的雕塑工作。巴爾頓像算是他在台灣和齋藤靜美一起完成的第一個作品，須田也視之為自己在台灣製作雕塑的處女作，兩人開啟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工作夥伴關係。

巴爾頓像完成後，總督府也為這位「台灣自來水之父」的舉行了盛大的揭幕儀式。有趣的是，不久後濱野離開台灣，他的晚輩八田與一也建議要幫濱野立像。這次一樣是找上須田速人和齋藤靜美的搭配，塑像則設置在台南的山上的台南水道，就是現在的「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而他們的第三代後輩八田與一，過世後也有人幫忙塑像，立於烏山頭水庫一隅，不過當時須田、齋藤等人皆已回日本，八田與一像製作者另有其人。

二次大戰後期，因為戰時物資缺乏，日本政府在全國徵用金屬，無論在日本來是台灣，許多當時的銅像都因此遭到拆毀而下落不明，尤其人物若是敵對的英美人士，更是首當其衝要被拆毀。這段期間，台北的巴爾頓像不知去向，台南的濱野像則徒留基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則悉數將剩餘的日人銅像拆毀，改安置孔子、孫中山、蔣介石等新政權的偉人像。這種粗暴的強迫遺忘，也讓台灣人對歷史的認識因此而斷裂。

這幾年台灣因為民主化之故，重新站穩了自身主體性的腳步，對於曾為殖民地與外來政權統治的哀樂往事也能夠平靜以待，對自身歷史的探求進入新的階段。也在這段期間，台北市政府委託雕塑家蒲浩明在自來水園區重置巴爾頓像。另有奇美實業負責人許文龍因為感念濱野對台南的貢獻，主動重製濱野像，並捐贈給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使其可以回到原基座上。

他們重塑的不只是人的雕像，更是一段台灣社會發展史的歷程。這些過去有功於台灣現代化建設的人們，因為雕像的再現而再度為人們所記憶。而由誰來製作雕像故事，也因為各種史料的重新出土，而浮現於臺灣美術史的脈絡之上。這些社會史與美術史相互激盪的火花，隨著進一步的書寫與詮釋，相信也會是「藝術上的福爾摩沙時代」展現的一種方式，銘記在渴求認識自己的當代心靈當中。

（圖片來源：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臉書；示意圖製作：放言視覺設計部　林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