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散步】有血有淚的好男兒陳千武

知道陳千武這個名字，應該是高中時代，那時家裡的書架上不知道為何會有《笠詩刊》，身為文青也想附庸風雅讀一讀現代詩，於是便認識了這位前輩詩人。不過我對現代詩不算太有興趣，因此對陳千武僅知其名，知道這位詩人也寫小說，已經是很久以後的事，想來有點愧疚，覺得自己對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知道的太少。

經歷「失語」的作家

近日因為陳千武的自述小說《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改編成歌舞劇《熱帶天使》，故又再次被提起，書也有了再版的機會。上星期我去看了演出，三小時的表演，演員演技出色、歌曲好聽，確實是近期相當出色的歌舞劇作品。不過演出時有個地方讓我感覺違和，劇中應該要講日語的台詞，幾乎都以國語呈現。

但轉念一想，也覺得這個安排未必不好。陳千武說自己寫這本回憶時，是個「正在學寫字的作家」，也就是說，他正經歷「失語」的過程。這正是五六十年代台灣作家共同的苦悶，他們成長時被要求以日語寫作，好不容易寫出一點頭緒，卻因為政權輪替而被迫「失語」，又要從幼兒程度重新學習一種新語言。

從日本時代建立起來的文學傳統，因為文字的改變，刊載空間受到限制，使得作家在華語文壇的競爭力遭到扼殺，也讓台灣文學陷入空前的黑暗期。鍾肇政、鍾理和、葉石濤等人只能透過「文友通訊」互相切磋作品，報紙的副刊幾乎都為華文作家所掌握。戰後想要重拾文筆的陳千武，遇到的正是這樣的困境。

1976年他終於以國語寫出《獵女犯》，刊登在吳濁流辦的《台灣文藝》上，雖然沒有造成轟動，但對面對過換語困境的陳千武個人創作生涯來說，當然是重大里程碑。《獵女犯》當年既然是以國語發表，僅在台灣人彼此對話時使用台語，那麼《熱帶天使》讓戲劇主要以國語呈現，只有對話時使用台語的安排，反而更能凸顯「失語」對台灣作家創作生涯造成的鴻溝。如今看戲的我們只是感覺違和，但對當時的作家而言，當年的「失語」卻是巨大的傷痕。

不過對陳千武而言，最大的傷痕不只是失語，更是他筆下那場被迫志願參與的戰爭，就像他自己說的，人生有一半因為戰爭，而留在南洋。《獵女犯》的故事，便是他筆下的主人翁在軍隊裡面發生的各種奇遇。

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在台灣先後採取特別志願兵和徵兵制度，許多台灣青年也被迫上了戰場。在南洋戰場上，盟軍採取跳島戰術北上菲律賓，被跳過的島嶼因為補給被截斷，自然就成為孤島，孤島上的軍官、士兵、慰安婦，不分階級，通通成為無處可去的俘虜。他們並未實際面對戰爭，卻得面對被戰爭拋棄後的物資與精神匱乏，能夠支持他們的，只有想活著回去的勇氣。

戰爭的日常

陳千武筆下的戰爭並沒有轟轟烈烈的砲火，也沒有什麼英雄。他所寫的，是戰爭下的參戰人員日常，人們在沒有援兵、沒有訊息、沒有補給的孤島上，逐漸失去希望，這種環境下活下去比死更需要勇氣。而在這期間，「拿日本槍的台灣人」，也就是陳千武等志願兵，除了要面對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和死亡陰影，也持續要面對作為一個被殖民者，他們如何受到隱微、也可能直接的壓迫處境。

這是台灣人面對殖民者的共同處境，抵抗與順從之間隱含千絲萬縷，抵抗之中有順從，所以「台灣文化協會」會被年輕人和左派認為太妥協；順從之中有抵抗，所以陳千武筆下的志願兵，可以偷偷運用自己身為軍官隨從的特殊權力，幫助同講閩南話的慰安婦賴莎琳日子過得稍微好一點。這樣的好，也扭轉了賴莎琳對他「拿日本槍的台灣人」的厭惡，進而有機會相互理解產生了情愫，為枯燥的戰爭日常帶來一點浪漫。

島嶼上的人們日復一日的體驗戰爭日常，他們並不知道發生在廣島和長崎的慘劇，但戰爭已倏然結束。對陳千武而言，最大的荒謬不只是戰爭本身，終戰後的台灣兵在南洋流浪了很長一段時間，他住過英國人的集中營，但日本船把戰敗部隊接走，但台灣人卻因為變成戰勝國的一員而無法遣返。接收南洋的英國人無暇他顧，他們的新歸屬中華民國則忙著內戰而鞭長莫及。陳千武等台籍日本兵因此拖了一年才回到台灣，家人甚至都以為無消無息的他早就戰死了。

回台灣之後，他所面對的，卻是噤聲。政治上的威權迫使他不能書寫，文字上的失語也讓他主觀上不能書寫。好不容易陳千武克服萬難終於可以寫作，出版的小說還一度因為《獵女犯》名稱被指控誘人犯罪，而遭檢查單位逼迫改名《活著回來》。那段時間，說是台灣文化史上萬山不許一溪奔的黑暗時代也不為過。於今隨著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腳步，那些過去被遮蔽的、被失語的，終於可以堂堂溪水出前村。

2002年，創作不墜的陳千武獲得國家文藝獎，正是對這位「正在學寫字」的作家最高的肯定。今年因為《熱帶天使》的演出，使得已經絕版多年的《獵女犯》能夠再版，對有志於透過閱讀，更理解這塊土地故事的台灣人而言，也是幸運。透過閱讀和演出，我們與這塊土地上的前輩再次有了連結，知道在大時代中，也曾經有他們有血有淚、勇敢善良的身影，即使曾經那麼小，於今看來也如此巨大。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文學館臉書、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官網；示意圖製作：放言視覺設計部　林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