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散步】無鄉歌者江文也

幾日前有幸受邀參加NSO的江文也紀念音樂會，和在家聽CD相比，現場音樂會有個好處，就是能專心聽。尤其是江文也的音樂偏現代，從音響裡來很容易分神，聽一下就魂魄四散。音樂會那天運氣很好，指揮的呂紹嘉老師一首一首導聆分享，甚至演奏當代音樂家向江文也致敬的作品時，還一段一段抽出原作讓大家比較不同，整場彷彿愛樂電台上身，吸收了滿滿的知識。

江文也的人生故事

第一次聽到江文也名字應該是高中或大學時，在報紙副刊的某篇文章，提到這位被人遺忘的作曲家。作者我已經記不清，回去搜尋資料又遍尋不著，開始覺得記憶力衰退實在是很討厭的事。那時民主化還沒有幾年光景，課本還在教中華民國秋海棠西起噴赤河、北起薩彥嶺，萬事諸多不合時宜。

而我正像一塊海綿，熱衷於吸收所有有關台灣的知識。台灣第一位揚名世界的作曲家，我怎麼可能錯過？只是讀完文章，卻不知道何處能聽見他的音樂，成了對名字有印象，對音樂卻沒有感知的狀態。幾次在電台驚鴻一瞥，發現曲式是二十世紀的現代音樂，讓我想起巴爾托克或史特拉文斯基，我不很喜愛、甚至無法聽完，後來我才知道江文也對巴爾托克和史特拉文斯基有很多批評。

多年後因緣際會，讀了朱和之的小說《風神的玩笑》，江文也的名字再一次浮現在我眼前。讀他從上田到東京、從東京到北平，經歷了被殖民者、權勢者、戰犯、戰勝國國民、乃至於該死的右派知識分子角色。在戰爭動盪的時代裡，以一個台灣人在東京、一個台灣人在北平的姿態，度過了經常被迫中斷創作、隨時代飄蕩的一生。那書我很喜歡，逢人就到處推薦，尤其裡面寫江文也和郭柏川、梅原龍三郎的北平愜意生活，彷彿江文也小品《北京點點》的再現。

江文也本名江文彬，他是福佬客，老家在三芝，很小的時候就跟著家人到廈門僑居，說是僑居，是因為當時他的身份是日本籍，唸的是台灣總督府設立給台籍人士讀的僑校「旭瀛書院」。學校裡面教漢文和日文，漢文的比例稍微多一點，因此江文也跟著哥哥到長野縣的上田讀書的第一年，日記都是用漢文寫成，第二年開始才比較適應日本生活，改用日文寫就。就讀「旭瀛書院」的意義，在於江文也並沒有因為回到中國就更改國籍，他一直用日本僑民的身份在中國活動。後來江文也到東京唸了武藏高等工科學校，但他對工業沒什麼興趣，自己跑去學了聲樂，後來以歌手之姿在日本藝壇出道。

江文也灌錄的第一張唱片是《肉彈三勇士》，歌詞講的是上海一二八事變中，三名日軍以肉身爆破敵軍的勇敢故事，那敵軍，自是中國軍了。當時日本剛從張學良手中奪下東北，中國一舉告上國際聯盟，輿情對日本不利。

為了營造日本保護僑民決不擴大戰果的形象，日軍在上海發動有限度的護僑戰爭，結果越幫越忙，不僅和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衝突，更震動了英法租界。日本國內輿情對於戰勝卻不能擴大戰果感到不滿，國際社會卻對日本的擴張有所警戒。日本軍部在這種氣氛下不斷擴大政治影響力，年輕軍官發動了「五一五政變」殺死當時的首相犬養毅，然後社會氣氛居然都同情發動政變的一方。

可以想見當時日本國內的政治氣氛充滿了民族主義與好戰情緒，灌錄《肉彈三勇士》並將三位犧牲士兵奉為「軍神」，敦請當時的樂壇大老山田耕筰為三位戰士譜曲，找來唱將江文也灌錄，應該就是一種舉國為勝利沸騰，參與者人人與有榮焉的氣氛吧？

不過，醉心於音樂的歌手江文也不只是唱歌，他想做的比唱歌更多。於是他投入了音樂創作。對一位半途出家的音樂家來說，在當時的日本樂壇出人頭地並不容易。如同許多台灣藝術家以自己故鄉的「地方色」作為創作主題競爭帝展的策略，江文也也選擇以故鄉風景為題材，寫下了《白鷺的幻想》、《城內之夜》等作品，後來更因為打算參與柏林奧運的作曲比賽，將這些歌曲重新改寫為《台灣舞曲》。結果《台灣舞曲》一砲而紅，入選了柏林奧運「獲選外佳作」賞，成為非歐洲國家中唯一得獎的作品，殖民地出身的江文也擊敗了全日本的音樂菁英，一戰成名。

江文也出人頭地之後，也面臨了職涯的難關。正如同大多數的殖民地菁英，他在殖民母國日本發展的不順，在故鄉台灣也找不到什麼好機會。同期很多殖民地菁英像是韓國的朴正熙、台灣的謝介石，都轉往滿洲和華北發展，江文也此時亦收到北平師範學院（今天的北京師範大學）的教職邀請，決定前往華北工作。他在華北和同是台灣人的東京老朋友郭柏川再次相遇，兩人一起任教於北平師院，郭柏川教畫畫，他教音樂，兩人都還談起師生戀並修成正果，那應該是江文也人生中的一段快樂時光。

這段期間的江文也也不斷的思考西方音樂的極限，並從身邊的東方文化尋找新的創作靈感。這段期間他寫了《上代支那正樂考》一書，投入對於孔子禮樂的研究，也陸續發表多篇文章，討論他心目中的孔子。正如他在書序中所寫，自己「既不是孔子信徒，而且也不打算在這本書裡復興或宣揚儒教的音樂思想」。

思想與音樂的碰撞

江文也以一種當代的抽離之姿，潛心進入孔子音樂的研究，進而從音樂之中探詢孔子是什麼樣的人？他通篇沒有思古幽情、也不是民族主義，只是冷靜的敘說音樂如何與國家並存的道理。這段期間，他也重新譜曲《孔廟大成樂章》，他希望找出東方音樂的純粹性，並讓它能夠以西方管弦演奏，來尋找音樂創作的新大陸。以這個角度來看，江文也並非國粹，他只是覺得西方音樂的發展走到了盡頭，也正是世界音樂發展上東方能夠有貢獻的時刻，而孔子音樂的純粹性，正是他值得被注意的原因。

和好友郭柏川對夾在日中戰爭之間的台灣人身份小心翼翼相比，江文也顯然比較沒那麼在意自己的台灣身份，他只想從北京汲取更多創作靈感，到東京的大舞台上發表。因此除了研究孔子和東方音樂的啟蒙之外，江文也也熱心參與了類似翼贊組織的「華北新民會」，為鼓舞日本戰時的民心士氣，接了不少委託創作來維持生活。

不過戰爭結束後，這些榮譽都成為包袱。儘管他曾一相情願的獻上《孔廟大成樂章》給當時接管北平的李宗仁將軍，但還是因為參與翼贊組織太深，也受委託譜過不少曲，被國民黨以「文化漢奸」之名問罪關了十個月，被釋放後江文也就一直待在北平沒有回來。他的好朋友郭柏川戰後回到台灣，江文也卻沒有跟著回來，就留在中國，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猜想他不回台灣，可能也是對於當時政治情勢的研判，以及對關過他的國民黨沒什麼好感。

新中國剛成立這段期間，江文也的生活堪稱如意，他幫忙成立中央音樂學院，為了剛成立的小編制樂團譜了《小交響曲》，也為北京的生活譜出小品《北京點點》，還因為想望著作品可以被國家重視與演奏，寫下了紀念屈原的《汨羅沉流》，只是這樣平靜的日子到了1957年全部變了調。

從「反右運動」開始，中共有計劃的清掃知識分子，並將國家引往極權主義的道路而去。有過「文化漢奸」污名的知識分子江文也自不可能逃脫，「反右」讓他失去了工作，其中鬥他鬥得最兇的是同為台灣人出身的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不過同盟的領導人謝雪紅當時也被鬥得很淒慘。

一慘還有一慘慘，反右之後幾年一運動，江文也也都沒能躲過，最淒慘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已經很落魄的江文也又再一次被拖出來鬥爭，不但被下放牛棚，還被送去勞改，身體不堪因此幾度生病，但所幸沒死。這段期間他當然沒辦法有什麼創作，一代作曲家就這樣被政治運動耽誤了二十年，直到1978年四人幫垮台他才獲得平反，恢復教職，但經歷了一連串羞辱與惡整的江文也的身體早已不行。

江文也最後的作品是《阿里山的歌聲》，那是病榻中思念故鄉所做，但作曲並沒有完成。只是講的是阿里山，音樂響起卻是南王古調。離家太久，波折太多，家鄉的許多故事他早已遺忘，搜集了許多歌曲小品也只能零星呈現，不太有系統可言。

1983年他腦溢血過世，多年前寫下並期待國家重視演出的《汨羅沉流》，在他過世的第二年，終於因為符合國家意識形態而有首演機會。中國終於走出文革亂鬥的陰影，要進入改革開放的飛躍時代，雖然江文也再也無緣見證。倒是在他無緣且遙遠的故鄉台灣，因為終於盈滿自由的空氣，大家聽江文也可以是因為愛、因為純粹的音樂，而不是因為民族主義，也不是因為符合國家意識形態主旋律與否。這樣的純粹，也許就是無鄉歌者江文也一心企盼、卻沒經歷過的時代氛圍吧。

（圖片來源：客家委員會臉書；示意圖製作：放言視覺設計部　林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