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氣】從「國統綱領」到「兩國論」- 李登輝對兩岸關係定位的演進

 

1980年代末，李登輝總統主政初期，他放棄蔣經國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務實地推動以「對等地位」為原則的兩岸交流。為了與中共當局所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對抗，李登輝在其主政期間陸續提出「一國兩區」（1990年），「分裂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1992年），「一個中國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1993年），「一個分治中國」（1997年）與「特殊的國與國關係」（1999年）等主張。所有這些主張在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基礎上，強調兩岸關係的「對等性」。不過，中共對所有這些主張統統反對。 

 

李登輝出任總統後，開始透過各種管道，與中共當局就兩岸關係進行非正式談判。1990年10月7日，李登輝邀集朝野各界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研商制訂「國家統一綱領」，隔年3月14日在行政院獲得通過。「國統綱領」是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妥協的結果。1992年8月1日，在李登輝主持下，國統會通過「一個中國」的涵義：「一、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臺灣方面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二、民國38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三、中華民國政府為求民族之發展、國家之富強與人民之福祉，已訂定『國家統一綱領』，積極謀取共識；深盼雙方均以務實的態度捐棄成見，共同合作，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而貢獻智慧與力量。」國統會這種表述將「分裂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說法法律化。

 

1992年中共當局不願讓步

李登輝當時以「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來定位兩岸關係，目的是擱置主權爭議，營造更寬廣的兩岸互動空間。但是中國海協會針對國統會此決議，於1992年8月27日明確表示：「我會不同意臺灣有關方面對一個中國涵義的理解。我們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立場是一貫的。」中共當局不願讓步、不允許有模糊的空間。

1992年10月26-30日，台灣海基會與中國海協會在香港進行工作性會談，一直到12月中，在海協會的堅持下，雙方對「一個中國之原則」反復交換意見，始終沒有討論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口頭或書面協議。兩會對「一個中國」的具體內容毫無共識，中共當局也不接受海基會於1995年提出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說法，但海協會卻在1997年5月單方面宣稱兩會於1992年達成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的共識。

李登輝經過多年與中共當局談判後發現，中共在談判開始就堅持設定對己有利的「一個中國原則」，此原則一旦設定，談判結論就不出其掌握。中共當局單方面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是著名的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根據這一原則，中共當局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和主權獨立，封殺臺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兩岸經過多年談判，中共當局完全不接受李登輝以「分裂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來定位兩岸關係。

 

江澤民：一個中國，臺灣是其一省，那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1993年11月20日，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記者會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強調「一個中國，臺灣是其一省，那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說法，中華民國總統特使江丙坤回應，台灣「在將來『一個中國』為指向的目標下，採取階段性的兩個中國政策」。事前台灣外交部曾給江丙坤指示，「中華民國自1912年肇建即為一主權獨立之國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亦自稱為主權國家，據此，國際間顯已存在各擁有不同數目外交關係且互不隸屬之兩個主權國家，故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為一個中國（歷史或地理之含意）下互不隸屬的兩個主權國家，乃不容任何人否認或能予無視之事實。」台灣外交部進而強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歷史或地理）境內互不隸屬之主權國家，在統一條件成熟前，我政府目前所採者可謂以將來『一個中國』為指向之階段性之兩個中國政策。」可見，在1999年7月李登輝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之前，中華民國外交部早在1993年11月就明確提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互不隸屬之兩個主權國家」。中國國臺辦立刻反對江丙坤這種「以兩德模式為例的分裂國家理論」。

1995年6月10日，不顧中共反對，李登輝於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講，這篇講稿強調中華民國主權獨立與臺灣民主化經驗，突顯臺灣的價值觀。李登輝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訪問美國的現任國家元首，他的演講透過國際媒體的傳播，將臺灣的主張推向全世界。

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中共當局發動臺海危機，不斷文攻武嚇，但李登輝仍然高票當選中華民國首任直選總統。在臺中美三方臺面下的一連串外交溝通後，1996年5月20日，李登輝在就職演說中特別澄清自己的立場不是臺獨：「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在這裡，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取所謂『臺獨』的路線。」在這篇演講中，他重申「追求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他表示願意訪問中國，從事和平之旅。中國副總理錢其琛第二天公開回應「對臺灣當局，我們現在是聽其言，觀其行」。

1997年7月21日，李登輝公開呼籲中共務實面對「一個分治中國」的事實，但中共當局採取強硬的手腕，轉而迫使美國對臺施壓。1998年6月30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上海宣布「新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臺灣加入具有國家主權性質的國際組織」。柯林頓向北京讓步，對臺灣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因此，李登輝於1998年8月在國安會下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研究突破中美聯手限制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方法。李登輝召集林碧炤、張榮豐、蔡英文、陳必照、許宗力等多位法政學者參與研究。1999年5月，該小組提議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為兩岸關係定位。

1998年10月14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間隔五年後再次會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辜指出「一個分治的中國，既是歷史事實，更是政治現實」，批評「大陸方面不肯尊重現實也不肯放棄對臺灣使用武力；而且在國際上設法阻斷我方的活動空間。這種以假設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已經不存在的作法，只有加激臺灣人民的反感，完全無助於兩岸關係的改善。」汪道涵則堅決反對辜振甫「一個分治中國」的說法，再次提出「臺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

 

李登輝提出兩岸關係定位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辜振甫訪問北京後，安排汪道涵於1999年10月回訪臺北。但是，李登輝發現江澤民打算在199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周年國慶日當著多位外國領袖的面宣布，汪道涵訪臺時，兩岸將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展開政治談判。李登輝為了阻止江澤民作此片面宣告，於7月9日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匆忙提出兩岸關係定位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目的「是為了奠定兩岸對等的基礎」。

在專訪裡，李登輝對「北京政府視臺灣為叛離的一省」提問加以反駁，詳細說明兩岸關係定位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歷史的事實是，1949年中共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臺、澎、金、馬。我國並在1991年修憲時增修條文第十條（現在為第十一條），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臺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條文第一、四條明定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臺灣人民中選出；1992年的憲改更進一步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臺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臺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臺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將臺灣視為『叛離的一省』，這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

德國之聲問及在「宣布臺灣獨立」與「一國兩制」之間，是否有折衷的方案？李登輝回答：「中華民國從1912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1991年的修憲後，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佈臺灣獨立的必要。解決兩岸問題不能僅從統一或獨立的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在於制度的不同。從制度上的統合，逐步推演到政治上的統合，才是最自然、也是最符合中國人福祉的選擇。」

 

李登輝稱一國兩制對台灣並無絲毫的吸引力

 

針對「一國兩制」，李登輝指出「大陸對港澳所承諾的『一國兩制』模式，對臺灣並無絲毫的吸引力。主要原因是『一國兩制』互相矛盾，違反民主的基本原則，又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大陸雖想將『一國兩制』的港澳模式套用於我方，但臺灣不是港澳，港澳原為殖民地，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兩者有根本的不同。」

1999年8月10日，李登輝公開表示「在卸任前提出國家定位後，以後不管是誰做總統，都會很好做事情。」他又重申「大陸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後，就是國家統一的最重要方向。」李登輝「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是一種具有歷史觀的主張，他預見 了「一國兩制」的失敗，有力而及時地將兩岸關係定位從「分裂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演進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江澤民與李登輝主政時期几乎重疊，是同時代的領導人，雙方曾經多次展開對話，試圖打破僵局，但功敗垂成。1999年夏，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中共當局對他不再抱任何幻想，認定李登輝的本質是臺獨，其他政策只是選舉的花招、掩飾臺獨的煙幕。其實，李登輝執政期間並不主張臺獨，他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在他主政初期，為了推動「對等地位」為原則的兩岸交流，主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大陸的治權，制定「國統綱領」。不過，他在卸任前，將兩岸關係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有意識地去衝擊「上海公報」體制對臺灣國際關係的框限，希望為以後的總統開路。

在「中華民國臺灣」的形塑過程中，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都不自覺地扮演了某種國父角色。李登輝加速了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政治進程。經過李登輝的推動，1996年臺灣實現總統直選，中華民國已經被臺灣人民「借殼上市」了。

 

 

（顯圖取自李登輝臉書）